土地革命战争馆解说词 

　　本馆是土地革命战争馆，主要反映1927年8月到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为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而进行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历史。为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我们把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活动作为本馆的序予以展示，下面先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军事活动。

　　序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军事活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接受了马列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在参加创办黄埔军校和组建新制度的军队、统一广东的战争和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掌握和影响了一部分武装力量，建立了部分工农武装，为后来独立创建人民军队和开展革命战争，准备了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认识到要实现革命的胜利，必须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单元说明）。

　　第一组　党成立初期对武装 

　　斗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出席会议的代表有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等13人（照片）。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即接受了马列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把“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写进了党纲（文物），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这是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文物）。在革命斗争中，党逐步开始了对军事问题的初步探索，并开始了早期的军事活动。这张图表反映了党早期建立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情况（图表）。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同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是大会通过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文物）。这是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上的发言（文物）。从而实现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促进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国共合作形成后，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1924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黄埔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这是黄埔军校旧址（照片）。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黄埔军校的创办工作，先后派周恩来、恽代英、熊雄、萧楚女、聂荣臻等担任军校许多部门的负责工作（照片），并选送了大批党、团员到军校学习（照片）。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活动的开端。

　　1924年10月，在中共广东区委主持下，“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在广州成立，其排以上军官都是共产党员。这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照片）。1925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的部分共产党员为骨干，在广东肇庆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共产党员叶挺任团长（照片），故有叶挺独立团之称。这是叶挺独立团旧址（照片）。这支武装在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平定地主武装叛乱和北伐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开展创建革命军队的同时，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在北方地区也积极开展了军事工作。图为1925年10月，李大钊介绍冯玉祥国民军的王正基等6人，赴苏联学习军事政治的信（照片）。1925年8月，国民革命军成立后，担任各军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的多为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图为周恩来手稿《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照片）。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农运动的基础上，注意把武装斗争和工农运动相结合，建立了工农自卫武装（报照）。1922年1月，在香港海员罢工中诞生了第一支工人纠察队（照片）。1925年6月，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两千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到各海口驻防，严密封锁香港，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这是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符号和参加罢工的凭证（文物）。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还领导了浙江萧山、广东海陆丰等地区的农民运动（照片），建立了部分农民自卫武装。图为1924年成立的广东花县农民自卫军（照片）。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广州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共产党人彭湃、毛泽东等先后任讲习所所长。这是农讲所的学员在进行军事训练（照片）。1927年3月，毛泽东等在武昌继续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注重对学员进行武装斗争和建立农民武装的教育，并进行军事训练，培养了大批农运干部，促进了各地农民自卫武装的发展（画照）。为了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他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深刻阐明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关于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正确主张，大大丰富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文照）。

　　第二组　在北伐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和声援下，1926年5月，国共两党共同进行了讨伐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

　　战前，中国共产党为北伐做准备。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特别会议，这是会议通过的决议（文物）。会议决议中指出：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从各方面推动与准备广州政府的北伐（文物）。3月，毛泽东在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关于大力开展农民运动，支持北伐战争的提案（文物）。根据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的精神，中共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图为全国总工会发表的宣言（照片）。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1926年5月，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向湖南挺进，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画照）。

　　在北伐战争中，共产党人从战略策略上积极配合。在北伐军中担任各级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图为北伐军部分政工人员在南昌合影（照片）。1926年9月，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策应北伐。这是五原誓师后编印的《军事纪实》（文物）。12月初，为牵制敌人，配合北伐战争，共产党人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人在四川领导了泸顺起义。图为刘伯承以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名义发布的布告（照片）。1927年3月，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配合北伐战争，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浴血奋战，占领上海。这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使用的武器（文物）。

　　在北伐战争中，由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叶挺独立团，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屡建功勋，为该团所在的第四军获得“铁军”的称号，做出了主要贡献。这是叶挺独立团的团旗和叶挺使用过的指挥刀（文物）。在北伐战争中，许多共产党员英勇献身，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怀念。这是为纪念叶挺独立团攻打武昌阵亡烈士所立墓碑的拓片；这是在北伐战争中牺牲的共产党员蒋先云（照片），他担任北伐军第11军第77团团长兼党代表，作战非常勇敢，在河南临颖与奉军作战中壮烈牺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是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重要保证。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时，省港罢工工人3000多人组成运输队、卫生队和宣传队，随军出征（照片），数万农民为北伐军运送各种物资（照片）。粤汉铁路工人组织了铁路破坏队，使敌人的运输处于瘫痪（照片）。随军女子救护队在战场上救治伤病员（照片）。1927年初，武汉、九江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照片）。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是北伐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第三组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 

　　1927年春夏，当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夺取了大半个中国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扶持和拉拢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北伐军中进行“清党”（照片），在上海、南京等地袭击工人纠察队（照片），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大批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照片）。共产党的许多优秀领导人都相继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仅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就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多人（照片），致使革命事业遭到巨大损失和挫折。这是在广州和长沙等地相继发生反革命政变的照片和有关报道（文照）。随后，经过反革命的密谋与策划，汪精卫和蒋介石互相勾结（照片），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4月13日，上海20万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蒋示威游行（照片）。这是各地群众印发的反蒋标语和传单，声讨蒋介石的罪行（文物）。郭沬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物），揭露了蒋介石在南昌、安庆一带的反革命活动。5月，国民党反动军官夏斗寅、许克祥在武汉、长沙叛变，这是叶挺率领部队击溃了夏斗寅叛军的报道（文照）。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严正宣布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个宣言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作用（文物）。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实现革命的胜利，必须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保存武力和农民武装上山的主张，图为记有毛泽东发言的会议记录（文照）。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一时期对军事问题的探索和实践，为党以后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作了必要的准备。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单元  各地武装起义和工农红军的建立 

　　大革命失败和白色恐怖并没有吓倒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开始了独立组织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战斗。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懂得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1927年秋，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各地方组织举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实行武装割据，开始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单元说明）。

　　第一组　八七会议、三大起义 

　　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照片）率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油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起义仍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起义后，由于缺乏经验，起义部队没有与江西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斗争，而是按照原定计划撤离南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取得国际援助，再行北伐。起义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作战，在强敌围攻下，终告失败。保留下来的部分武装转移到海陆丰和湘南地区，继续坚持斗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

　　这是南昌起义部队以贺龙名义发布的布告和起义部队序列表。（表）

　　这是周恩来在南昌起义时用的文具。（文物）

　　这是朱德在南昌起义时用的手枪。（文物）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其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八.一”成为我军的建军节（照片）。

　　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油画），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文件（文物）。决定派最积极、最坚定和富有斗争经验的骨干分子去各地组织农民举行秋收起义。毛泽东参加了八七会议并作了极为重要的发言。他强调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文摘），提出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使全党在白色恐怖中重新鼓起了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是八七会议旧址（照片）。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7年9月9日，以毛泽东（照片）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地区领导农民武装、工人武装和革命士兵举行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共5000余人，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是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1927年9月在秋收起义中牺牲。（照片）

　　这是秋收起义部队序列表。（表）

　　这是秋收起义部队使用的部分武器和佩带的臂章。（文物）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进一步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依据实际情况，毅然决定放弃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率领起义军沿罗霄山脉南下，适时地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是毛泽东和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干部合影。（照片）

　　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由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广州起义。这是起义部分领导人：张太雷、叶挺、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照片）这是广州起义部队序列。（表）

　　起义军控制了市区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这是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书。（照片）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同志在起义中英勇牺牲，这是他用过的毛毯。（文物）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革命政权的大胆尝试。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起义军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巨大鼓舞。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4师，分别转入海路丰地区、广西左右江地区坚持斗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起义部队用的部分武器和广州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广州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印章。（文物）这是报道广州起义的《红旗》号外。（照片）

　　第二组　其它地区的武装起义 

　　除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10余个省100多个县（市）领导起义数百次（全国各地武装起义示意图），一些起义武装在数省边界、距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山区坚持下来，开展武装斗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最初的来源，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这些起义主要有：

　　海陆丰起义

　　1927年9月至10月，广东海丰、陆丰两县农民在中共海陆丰领导机关组织下，两次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海丰、陆丰两县城，后在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彭湃的领导下，两县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图为彭湃与其妻子的合影。（照片）。这是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盛况以及海陆丰地区的农民武装和妇女赤卫队。（照片）

　　海陆丰起义为后来海陆丰根据地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这是海丰县赤卫军军旗和农民武装使用的部分武器。（文物）

　　鄂中和鄂西起义、鄂北起义、桑植起义

　　1927年9月，在中共鄂中、鄂西特委领导下，这一地区农民举行武装起义，随即组成游击队。1927年11月，中共鄂北特委领导枣阳农民举行起义，并组成游击队，在这一地区开展游击活动。1928年3月，中共湘西北特委领导人周逸群、贺龙（照片）领导工农革命军举行桑植起义，一度攻占桑植县城，并在这一地区坚持游击战争。这些起义为而后的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4、第6、第9军及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这是贺龙的起义部队使用的旗帜。（文物）

　　这是周逸群的印章和贺龙的怀表。（文物）

　　琼崖起义

　　1927年9月，中共琼崖特委书记杨善集及冯平、陈永芹、王文明、冯白驹等（照片）领导农民武装组成的琼崖讨逆军举行起义。11月，起义军改称琼崖工农革命军，建立了琼崖革命根据地。第二年，工农革命军改称琼崖工农红军，并成立了琼崖苏维埃政府。后在国民党重兵进攻下，红军转入母瑞山坚持斗争。

　　这是琼崖妇女赤卫队队员。（照片）

　　这是海南岛农民武装自制的荔枝炮，这件是复制品，这些残片是原件。（文物）

　　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

　　1927年11月，中共黄麻特委领导黄安、麻城两县农军2万余人起义，攻占黄安城，成立农民政府，并将起义军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后在国民党重兵进攻下，起义武装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争。这是部分起义领导人曹学楷、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照片）

　　这是黄安县赤卫队使用的鬼头钗。（文物）

　　1928年，黄麻起义武装先组成工农革命军第7军，继而又改编为红军第11军31师。这是红11军31师副师长徐向前在黄麻地区打游击时使用的钢笔。（文物）

　　1929年5月，河南商城南部农民在徐子清、周维炯、徐其虚（照片）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武装后来组成了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

　　1929年11月，在中共六安县委领导下，安徽六安的独山、霍山的西镇农民举行武装起义。这是起义领导人：中共六安县委书记舒传贤、起义武装组成的红11军33师师长徐百川、师政治部主任姜镜堂。（照片）

　　黄麻、商南、六霍起义，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这些是起义武装使用的旗帜和武器。（文物）

　　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栒邑起义

　　八七会议后，中共陕西省委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1927年10月，中共陕北军事委员会书记唐澍及白乐亭、谢子长、李象九（照片）等领导陕西国民党军第11旅一部在清涧起义。 1928年4月下旬，在陕军第3旅进行兵运工作的刘志丹、唐澍、许权中（照片）率领该旅1000余人举行起义，并将起义部队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5月，在中共陕东特委的领导和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支援下，渭南、华县农民一万多人举行武装起义。图为渭华起义前召开的惩办破坏农协的反革命分子大会。（照片）

　　这是中共陕东特委《目前工作计划大纲》中关于渭华起义准备工作的内容。（文物）

　　这是刘志丹在渭华起义前穿的棉鞋。（文物）

　　1928年5月，为配合渭华起义，中共陕西栒邑县委领导农民举行起义，起义武装编为红军渭北支队。这是起义领导人：起义总指挥许才升、中共栒邑中心支部书记吕佑乾。（照片）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的一系列起义，为以后陕甘边地区创建红军和根据地培养了骨干，打下了基础。

　　赣西起义、闽西起义、赣南起义、吉安起义

　　1927年11月至1928年3月，在中共赣西、赣西南等地方组织领导下，江西西部万安、吉安县东固、泰和、永丰和江西南部南康、赣县、信丰、雩都及寻邬等地先后举行赣西起义、赣南起义。起义军后组成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图为赣南赤卫队一部。（照片）

　　1928年3月至6月，在郭滴人、邓子恢、朱积垒、郭慕亮、张鼎丞（照片）等人领导下，福建龙岩、平和、上杭、永定等地农民举行武装起义。8月，根据福建省委指示，起义武装合编为红军第7军第19师，坚持闽西地区的武装斗争。这是起义武装用的武器。（文物）

　　1929年11月，共产党员、国民党江西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罗炳辉率部起义（照片）。后所部被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5团。

　　上述这些起义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湘南起义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照片）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从粤北转战到湖南宜章，占领宜章县城（照片）后，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随即与湘南数县农军发动起义。夺取了郴县、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城，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起义军又相继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3、第4、第7师和两个独立团。与此同时，安仁等数县农民也纷纷举行起义。4月初，朱德、陈毅率起义军余部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这是湘南起义部队使用的红旗。（文物）

　　这是湘南起义中农民武装佩带的符号。（文物）

　　弋横起义

　　1928年1月，由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照片）等人组成中共江西弋阳、横峰、上饶、铅山、贵溪五县工作委员会。随即组织弋阳、横峰两县的农民举行起义。起义武装骨干随后组成工农革命军的一个连，就地开展游击战争。

　　弋横起义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以及红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这是赣东北红军游击队书写的标语。（文物）

　　这是赣东北红军游击队送秘密文件时使用的火炬筒。

　　这是江西都昌县老陇乡农民起义时召集人用的铜锣。

　　平江起义、大冶起义

　　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贺国中（照片）率领驻湖南平江的国民党军一部举行起义，并成立了平江苏维埃政府，这是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布告。（文照）

　　平江起义的革命武装后来组成了工农红军第5军。这是人民群众送给红5军的布袜套。（文物）

　　1929年12月，驻湖北大冶、阳新的国民党军独立第15旅一部在该部中共秘密支部负责人程子华（照片）等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部队加入红5军。

　　通海如泰起义、崇安起义、川东起义

　　1928年4月底5月初，在中共江苏江北特委领导下，江苏南通、海门、如皋、泰兴数万农民举行起义，起义武装为后来建立红14军奠定了基础，图为起义武装使用的土炮。（文物）

　　1928年9月至10月，在中共崇安县委的领导下，福建崇安县农民举行起义，起义武装建立了游击队。这是起义武装使用的大刀、长矛。（文物）崇安起义为闽北苏区和红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1929年4月，在中共川东军委领导下，四川东部数县农民在万源固军坎举行起义，图为起义旧址（照片）。1930年春，中共四川省军委在涪陵县策动国民党26路军两个连举行起义。7月，川东军委在梁山虎城场、南岳场再次领导武装起义。上述起义武装先后组成川东游击军第1路、第2路、第3路军，为后来红33军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这是部分起义领导人：川东军委书记王维舟、四川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照片）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

　　1929年12月，在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及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照片）领导下，国民党地方武装一部和农军在百色举行武装起义，起义武装后来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这是红7军部分干部合影。（照片）。

　　这是红7军的军旗和袖章。（文物）

　　这是红7军第21师的警卫班长给师长韦拔群装干粮用的挎包。（文物）

　　1929年12月，中共广西前委书记邓小平赴龙州部署当地起义工作。1930年2月，中共左江军委、龙州县委领导广西国民党地方武装一部和工农武装在龙州起义，起义武装编为红军第8军。这是起义领导人俞作豫、李明瑞。（照片）

　　百色、龙州起义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第三组　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确立 

　　三湾改编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途中，于9月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油画），将全军缩编成一个团；同时采取了“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新的党代表制度和民主制度三项重大措施。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这是毛泽东在三湾时使用的油灯和砚台。（文物）

　　制定红军三大任务    1927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这是红军战士记有三大任务的笔记本。（文物）

　　这是红军帮助群众进行农业生产的工作总结和印制的《筹款须知》。（文物）

　　制定红军纪律    1928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桂东县沙田村正式颁布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经过增加修改，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红军在沙田村写的标语。（照片）

　　这是红军写在包袱皮上的六项注意（文物）和《红军纪律歌》。（文照）

　　古田会议    1929年9月，中共中央致信红4军前委，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红军行动的策略与建设的正确主张。（文物）这是1929年11月，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复信。（文物）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1929年12月，红4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油画）。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文物）。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它不仅推动了当时的红军建设和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且以新的经验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建军学说，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这是毛泽东在古田使用的文件箱和戴过的斗笠。（文物）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外，还要承担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任务。这是红军指战员在进行政治学习。（照片）

　　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提出红军班建立党小组，连建立党支部，并必须健全连以上各级党的领导中枢。这是红军战士创作的宣传画——党支部是火车头。（画照）

　　这是朱德等红军官兵的党证和红军士兵委员会章程。（文物）

　　古田会议决议强调在红军中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重要地位。这是红军总政治部全体人员合影。（照片）这是红军的政治训练大纲和党支部工作总结、写宣传标语用的毛笔。（文物）

　　这是红军中党组织在举行入党仪式时使用的党旗。（文物）

　　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必须建立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关系。指出红军官兵在政治上是平等的，要求官长爱护士兵，士兵尊重官长。这是红军战士创作的反映官兵团结友爱的宣传画。（照片）这是反映红军官兵关系和民主生活的《工农兵三字经》。（文物）

　　红军实行经济民主，经济公开。当时红军从每人每天几分钱的伙食费中节余一点分给个人零用，称伙食尾子。这是朱德、康克清、聂荣臻保存下来的伙食尾子。（文物）

　　这是红军公布的伙食帐目。（文物）

　　这是红军战士何恒风在战斗中负伤后，排长送给他御寒的绒衣。（文物）

　　决议要求红军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尊重地方党和政府。一次红军某部战士在四川彭水县黄堂珍家吃了半坛咸菜，烧了几块柴，临走时留下6升黄豆作为补偿，并写了这张纸条贴在门上。（文照）

　　1930年，红4军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罗瑞卿送给一位邮差两块大洋，这位邮差为养家糊口将大洋换成铜板，这是其中的一枚铜板。（文物）这是红军救济贫苦农民现款的字据。（文物）

　　决议提出要加强瓦解敌军的工作，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这是宣传红军优待俘虏政策的标语。（文照）

　　古田会议决议确定的建军原则很快在红4军中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实行。

　　第二单元  游击战争的开展和 

　　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地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后，各地的一些起义武装也先后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至1930年夏，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多个军，创建了10多块革命根据地，并打败了国民党军多次的“进剿”和“会剿”（单元说明）。这是全国苏区形势图。（图）

　　第一组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油画），实行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的工农武装割据，走上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成为全国红军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一面旗帜。1928年1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至2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照片）。这是井冈山地区永新县苏维埃政府旗帜。（文物）这是红军在井冈山为群众分田用的小红旗、竹牌。（文物）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油画），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这是井冈山会师时的标语（照片）和红4军军旗。（文物）这是毛泽东送给井冈山农军首领袁文才的皮裹腿。（文物）

　　1928年4月至11月，在毛泽东、朱德的带领下，红军又打败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三次“进剿”、两次“会剿”。这是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干部合影。（照片）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用过的水桶和皮包（文物）。1928年8月，在第二次反“会剿”作战中，根据地军民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毛泽东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著名词句。这是红军在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中设置在阵地前的竹钉。（文物）

　　这是朱德在井冈山和红军战士一起挑粮时使用的扁担和（文物）和走过的小路。（照片）

　　1928年12月，彭德怀等率红5军到达井冈山，与红4军会合。而后，为打破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红4军主力向外线挺进，由红5军及红4军一部留守井冈山。图为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合影。

　　第二组　各地红军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开辟 

　　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这是进军途中毛泽东起草的红4军布告。（文物）2月，红4军与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在东固螺坑会师，这是当时的会师广场。（照片）至1929年6月，红4军先后取得大柏地、长汀、兴国、宁都、龙岩等战斗的胜利，使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这是龙岩战斗捷报和反映红军三渡入闽的民歌。（文物）

　　1929年8月至1930年1月，红4军连续打败国民党军对赣南、闽西根据地的两次“会剿”。这是红军战士告知亲人部队打了胜仗消息的家信（文物）。此后，在闽西苏区成立了红12军，在赣南苏区组建了红6军。这是红12军军长罗炳辉在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使用的毛毯。（文物）

　　至1930年5月，赣南闽西地区已经建成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为后来形成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赣南闽西根据地红军臂章和红军奖章。（文物）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1928年春至1930年夏，由湘鄂西地区起义武装形成的红军第4军、第6军和第26、第49师经过艰苦的游击战争，创建了包括湘鄂边、洪湖、襄（阳）枣（阳）宜（城）、巴（东）兴（山）（姊）归4个地区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这是湘鄂西军事委员会旧址。（照片）

　　这是红4军军长贺龙在湘鄂西根据地锻炼身体时使用的石锁。（文物）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中国共产党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领导的农民起义武装形成的红11军31师、32师、33师，经过艰苦的游击战争，相继开辟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1930年4月，红11军改编为红1军，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亦对三块苏区实施统一领导。6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遂告形成。这是红军绘制的鄂豫皖苏区形势略图。（文物）

　　这是鄂豫皖根据地红军的臂章、军号。（文物）

　　这是红25军副军长兼74师师长徐海东在鄂豫皖根据地使用的印章。（文物）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在红4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后，留在井冈山的部分红军及当地地方武装经过艰苦的游击战争，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展为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这是参加过湘赣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部分同志在延安合影。（照片）

　　这是湘赣军区政治部翻印的《筹款须知》。（文物）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由平江起义武装形成的红5军，经过艰苦的游击战争，逐步创建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后又以红5军一部扩编成红8军。这是湘鄂赣根据地红军使用的留声机。（文物）

　　这是湘鄂赣军区政治部印发的教材。（文物）

　　这是红军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书写的标语。（照片）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由弋横起义武装发展成的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经过艰苦的游击战争，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后在独立第1团的基础上形成红10军。这是参加过该根据地斗争的同志合影。（照片）

　　这是红10军军旗。（文物）

　　这是赣东北游击队用过的部分武器。（文物）

　　闽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闽北崇安起义后形成的红军游击武装，不断发展游击战争，到1930年初，成立了闽北红军独立团。此后，闽北苏区、赣东北苏区统一由中共信江特委领导，创建了闽北革命根据地。这是关于闽北革命根据地少先队配合红军作战的报道。（照片）

　　这是闽北红军学校旧址。（照片）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百色起义后成立的红7军和龙州起义后成立的红8军，在游击战争中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后在国民党军进攻下，左江根据地丧失，红8军编入红7军。这是朱德、彭德怀、陈毅与参加过左右江根据地斗争的红7军部分干部在延安合影。（照片） 　　这是红7军军长张云逸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使用的剃刀。（文物） 　　这是红7军布告和张贴的标语。（照片）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海陆丰地区起义武装与南昌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2师，经过艰苦的游击战争，在广东东江地区创建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后，广州起义军一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4师也进入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这是海丰县工农兵苏维埃大会代表合影。（照片） 　　这是海丰红军医院的部分用品。（文物） 　　1928年5月，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失利，中共东江特委率余部继续坚持斗争，创建了东江革命根据地。1930年5月，东江地区的红军和编为红11军。这是东江红军图书馆旧址。（照片） 　　琼崖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海南岛地区琼崖起义后的武装转移至母瑞山后，组成琼崖红军独立团，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在琼崖地区陆续建立了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也发展成为红军第一独立师。这是琼崖红军用香麻树皮自制的绷带（文物）。这是琼崖苏维埃政府布告。（照片） 　　陕甘边地区的游击战争 　　由陕甘地区的起义形成的游击武装，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为以后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这是群众为在山上坚持斗争的游击队领导人谢子长送饭用的瓦罐。（文物） 　　这是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印章。（文物） 　　除上述地区外，江苏的通海如泰起义和四川的川东起义武装也都经过艰苦的游击战争，在当地建立了游击区。 　　红军诞生时，人数很少，装备很差，一开始就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不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红军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就成为革命战争能否坚持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规定了红军在战争开始阶段，既不能同敌人打正规战，也不能沿袭历史上任何战争的成规。各地红军在战争实践中，创造出了一套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是探索新的战略战术的先导者。在红军游击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朱德把红4军的作战经验，总结概括为十六字诀（文摘）。这是1929年4月，毛泽东起草的红4军前委给中央的信，最早以文字形式阐述了十六字诀。（文物） 　　“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红军游击战争原则最基本的内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成为后来形成的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础。其他各地红军通过总结自己的斗争实践，并借鉴党中央推荐的红4军行之有效的典型经验，也都提出了因地制宜的游击战的战术原则，使各地游击战争不断顺利发展。 　　第三组　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  　　在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红军不仅创立了一套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实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初步找到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就是后来概括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1928年秋冬，毛泽东在井冈山茅坪八角楼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文物）两篇文章中，阐明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和发展的主客观原因及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八角楼使用的办公桌。（照片） 　　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八角楼使用的砚台和油灯。（文物） 　　1930年初，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国画），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开创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基本形成。这是毛泽东上述三篇文章的各种版本（文物）。 　　第三单元红军反“围剿”及其  　　作战原则的形成  　　1930年夏至1934年底前后，红军采取正确的作战方针，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形成了一整套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但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1934年下半年红军反“围剿”作战失利（单元说明）。 　　第一组  红军的发展壮大和战略转变  　　1930年夏，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发展的军事战略转变，这一转变包括作战形式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和军队开始组建正规兵团的组织形式的改变，而作战形式的改变是其最基本的内容和标志。这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是第一次重大变革。红军的发展壮大为实行运动战奠定了基础。到1930年夏，全国红军已发展到约7万人，地方武装有3万多人。这是中革军委的扩大红军总结(文照)。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大会，会议确定集中各地红军组建正规军团。这为实行运动战提供了首要条件。这是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上海办事处旧址（照片）。此后红军先后集中整编，建立了方面军、军团一级的兵团，及20几个军。1930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照片)、第3军团（照片）相继成立。继而，两部于8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照片、军旗），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这是毛泽东和红军战士在一起(照片)。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组成红2军团，后来发展成为红二方面军。这是红2军团第9师师部旧址(照片)。鄂豫皖根据地的红1军和红15军后来发展成红四方面军。这是鄂豫皖根据地红军使用过的军号(文物)。其他根据地的红军也相继组建了正规的红军，这是1930年下半年的红军序列表（图表）。红军的整编，基本统一了指挥，提高了战术技术水平，为实行运动战创造了前提条件。 　　随着红军游击战争的不断胜利，20多块小苏区也逐渐发展成为连接成片的、比较巩固的若干苏区。这为红军实行运动战提供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阔的回旋余地。这是红军绘制印刷的《苏维埃中国图》(文物)。

　　第二组　红军一至三次反“围剿”及作战原则的形成。 

　　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重兵开始对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照片)，其重点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照片）。从此，红军开始进入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的新阶段。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以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照片)。红一方面军约4万余人，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文物、制字），五天内打了两个胜仗（战例图），共歼灭国民党军1．3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这是参加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的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部分干部合影（照片）。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曾写到：“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他就是红军在这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活捉的张辉瓒（照），这是缴获张辉瓒的驳克枪、钢笔和怀表（文物）。

　　从1931年2月开始，国民党当局又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20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和“分进合击，互相策应”的战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照片）。红一方面军（照片）3万余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仍然坚持“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15天内由西向东横扫700里，五战五胜（战例图），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这是红军第二次反“围剿”胜利歌（文物）。

　　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任“围剿”军总司令（照片），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这时的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远离根据地中心的福建建宁一带，并且经过两次反“围剿”作战还没有得到必要的休整和补充。但毛泽东、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3万人左右，千里回师中央革命根据地，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连战连捷，歼敌3万余人（战例图），又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这是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作战命令（文物）。蒋介石在南昌作的关于《剿匪基本工作之研究》的讲话中，不得不承认其30万人打不过红军的3万人（文物）。一位国民党军官在家书中也写到：国民党军被红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文物）。

　　1930年冬开始，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对湘鄂西、鄂豫皖根据地实施“围剿”（照片）。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及地方武装与“围剿”军英勇作战，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期“围剿”。这是《红色中华》号外报道的湘鄂西红军取得大胜利的消息（文照），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军留给湖北鹤峰县群众的留声机（文物）。这是1931年初，中共中央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从上海运到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一套收发报机（文物）。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地方武装，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原则，于1930年11月至次年5月连续取得了两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是当年红军画在墙上的宣传画（照）。

　　1931年11月7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4军和红25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全军近3万人，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序列表）。这是红四方面军军旗和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文物、照片）。红四方面军是继红一方面军之后组建的有进行战役作战能力的一支重要部队，它对于鄂豫皖红军的进一步发展和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红四方面军一部（照片）。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先后发起四次战役。共歼敌约6万人，至使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未及发动，即宣告流产。这是曾经配合红军参加过黄安战役的“列宁号”飞机（照片）。苏家埠战役胜利捷报（文照）。红军的作战紧紧依托根据地和广大人民的支援，这是革命根据地的赤卫队迷惑恐吓敌人的汽油桶――假机关枪、用以破坏敌人通讯线路的锯（文物）。

　　1930年冬到1932年前后，国民党军队亦连续分别对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行“围剿”，企图隔断中央根据地红军与相邻根据地红军之间的策应和支援。这是《民国日报》的有关报道（文照）。湘赣、湘鄂赣、赣东北根据地的红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取得反“围剿”的胜利。这是到湘赣革命根据地投入反“围剿”作战的红7军参加集会时的情形（照片）；湘鄂赣苏维埃政府颁发的户籍门牌（文物）；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红10军的宣传画（照片）。

　　第1至3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后，红军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这些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以反“围剿”为主要形式，依托根据地作战。（二）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三）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四）不失时机地实施进攻，扩大战果或将敌之“围剿”打破于计划实施之前（制字）。

　　第三组　红军进行初步正规化建设 

　　红军进行初步正规化建设，是红军实行战略转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实现了初步的统一领导和指挥。1930年2月，中共中央将原作为全党军事运动指导机关的中央军事部，改作为全国红军统帅部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的红军。这是大会主席团检阅红军（照）。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成立（照片）。军委主席为朱德（照），副主席为王稼祥（照）、彭德怀（照），这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钢印（文物）。

　　条例、条令是军队的法规，是军人行为的准则，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1930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央军委制定的《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文物）、《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例草案》（文物）等4个条例。此后，又颁布了一系列具体的条例、条令。这对红军正规化建设具有规范化意义。这是中革军委颁发的《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红军旗帜印信式样》（文物）。

　　在正规化建设的过程中，红军开始建立并逐渐形成部队的训练制度。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不同的训练科目和训练方式。这是红军在苦练杀敌本领（照片）。

　　红军还分别建立了炮兵、工兵、重机枪（照片）和无线电（照片、文物）等特种分队。它们在红军中的比重不大，也很弱小，却是极其宝贵的。这是红军电台使用的充电机（文物）。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文摘）。1930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文照），它给红军政治工作以法规的地位。使红军政治工作沿着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发展。

　　红军的政治工作，既要靠政治机关的组织领导，又必须面向基层。1931年2月，苏区中央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总政治部并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成立，这是红军总政治部全体人员合影（照片）。红军还建立了一些职能部门和直属单位，创办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和《红星画报》（文物）。《红星画报》这种文字简短、内容精辟、以画为主、一目了然的宣传形式，成为广大官兵所能接受，而又喜闻乐见的读物。但是，由于战争年代条件的艰苦和战争的残酷，该画报发行后基本上失落，留存的便弥足珍贵。军事博物馆建馆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将保存完好的《红星画报》第1－7期捐献给军事博物馆，本馆作为一级文物珍藏和陈列。当时，在各战略区还相继建立了剧社等宣传单位，丰富了部队的文化生活。这是红军宣传队在跳红星舞（照片）。在加强基层政治工作建设中，还采取了设政治战士、设红星奖章、授团旗和颁布红军誓词等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官兵的革命荣誉感和责任感。这是周恩来、朱德、彭绍辉和杨得志荣获的红星奖章（文物）。它们记录着成就和辉煌。红星奖章是我军最早的奖章，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对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的最高奖赏。红星奖章的颁发，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志，激发了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加强红军队伍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红军积极培养各类人才，努力提高部队素质。各革命根据地都创办了各类红军学校（表），组织和实施不同层次、不同学科和专业的教学。这是红军大学学员出早操的情形（照片）。红军卫生学校旧址（照片）。红军学校使用的部分教材（文物）。红军学员王文礼的毕业证书和他用步枪击落敌机后荣获的奖章（文物）。

　　在正规化建设中，红军的后勤机关从司令部编制中分离出来，与司令部、政治部构成部队三机关的体制。还建立了后方医院（照片）、兵工厂、被服厂等后勤保障机构，为红军战胜敌人提供物质保证。这是兵工厂制造的部分武器（文物）、被服厂使用的缝纫机（文物）。

在红军进行正规化的建设中，地方部队与群众武装也不断得到加强。党领导的主力红军、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相互依存，密切配合，形成三结合的人民武装力量体制。这是赤卫队一部（照片）。 　　第四组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部抗战  　　正当国民党统治集团调动兵力大规模“围剿”红军的时候，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图为日军侵占沈阳（照片）。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文照），高举抗日的旗帜，号召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1932年，日军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中国驻军奋起抵抗（照片），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3年1月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其后日军大举进攻长城各口，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照片），重创日军。1933年5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和共产党人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地（照片）。 　　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下，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军第26路军1．7万多人，在赵博生（照片）、董振堂（照片）、季振同（照片）和黄中岳等人，以及中共秘密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于1931年12月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起义部队编为红5军团。这是毛泽东与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人员合影（照片）。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人民抗日斗争风起云涌，这是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照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36年东北抗日军队统一名称为东北抗日联军（序列）。这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司令员兼政委杨靖宇在检阅部队（照片）。这是抗联战士煮饭和洗脸用的铜盆（文物）。东北抗联的将士在抗击日军的作战中浴血奋战。这里陈列的是英勇牺牲的军职以上烈士（照片）。《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党政军系统表》（文物）。 　　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照片）是东北抗联第3军第2团政委，1935年11月在掩护部队突围时负重伤被捕，在狱中她坚贞不屈，1936年8月被害。这是她临刑前给爱子写的催人泪下激人奋进的遗书（文照）和她用过的粗瓷大碗（文物）。 　　第五组　红军继续进行反“围剿”作战  　　1932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起了6次进攻性战役，这是漳州战役胜利后部分干部合影（照片）。1932年底，国民党军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照片）。红一方面军约7万人，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采取大兵团伏击的战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文照）。这是红一方面军部分干部于福建建宁合影（照片）。红军在这次反“围剿”作战的黄陂战斗中，活捉国民党军第52师师长李明（照片）、第59师师长陈时骥。这是他们的悔过书（文物）。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自任总司令，采取堡垒主义战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照片）。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照片），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致使红军屡战失利，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这是《红色中华》关于广昌失守的报道（文照）。 　　不仅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因“左”倾冒险主义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而失败，其他一些革命根据地也因此遭受挫折。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湘鄂西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但红军未能打破这次“围剿”，各根据地红军主力分别退出了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由红2军团改编的红3军退出根据地后，开辟了黔东特区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后留在根据地内的红军先后组成红25、红28军继续坚持斗争，这是红25军编印的《消灭包围会剿歌》（文物）、红28军的胜利捷报（文照）。红四方面军主力于1932年底到达川陕边，开辟了川陕根据地，其后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川陕根据地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这是川陕省召开扩大红军运动周纪念大会（照片）。 　　湘鄂赣（照片）、赣东北根据地的红军（照片）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 　　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先后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次“围剿”。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发展，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成为后来各主力红军的聚集地。这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地方武装赤卫队一部（照片）。陕甘红军使用的部分武器（文物）。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为了红军的发展壮大，为了建立、开辟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成千上万的红军将士在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的作战中，倒在了血泊中，但英勇的红军义无返顾、前仆后继！这里陈列的是在战争中牺牲的部分红军军职以上烈士（照片）。 　　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屡屡以劣势装备战胜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这里陈列的是当年红军自制的和缴获国民党军的部分武器（武器台）。 　　第四单元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下半年至1936年10月，红军主力历经艰辛取得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的胜利，把革命大本营奠基于西北。同时，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单元说明）。 　　第一组　各路红军相继长征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至1934年下半年各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中日益缩小，红军遭受重大损失，陷入被动境地（示意图），最后被迫相继退出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红7军团北上 　　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令红7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文照：训令）。于是，红7军团在军团长寻淮洲（照）、政委乐少华（照）等指挥下从瑞金出发北上。这是红7军团发布的抗日先遣队宣言（文照）。 　　红6军团西征 　　1934年7月下旬，红6军团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命令（文物），在军团政治委员会主席任弼时（照）、军团长萧克（照）和政委王震（照）的指挥下，退出湘赣革命根据地西进，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10月，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会师。会师后，红3军恢复红2军团的番号。这是红军为庆祝会师写下的宣传标语（照）。 　　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撤离革命根据地，向湘西转移。图为中革军委发布的长征命令（文照）。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图为参加长征的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主要领导人（照片）。17日，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经过的武阳威桥（照）。 　　红25军挺进陕南

　　1934年11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25军2900余人在军长程子华（照），政委吴焕先（照）的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转移。这是红25军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

　　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图），并取得了战役的重大胜利（文照）。由此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川陕会剿”的计划，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部队发展到8万多人。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照片）悲观地估计了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而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这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照片）政委陈昌浩（照片）。

　　红2、红6军团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下旬，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并开创新苏区，红2、6军团由黔东出发，发动湘西攻势，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于是湘鄂两省国民党军开始“围剿”红2、6军团。红2、6军团立即展开反“围剿”作战，先后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等战斗的胜利。这是红军在反“围剿”中缴获的子弹和皮带（文物）。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红2、6军团为争取主动，于11月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图为红2军团军团长贺龙（照片）、政治委员任弼时（照片）和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照片）。这是红军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写下的部分标语（文物）。

　　第二组　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转战川黔滇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准备转移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国民党军察觉到红军的意图后，便在红军的必经之路上构筑四道封锁线（照），对红军进行堵截，并以重兵进行尾追。红军胜利地通过了第一、第二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了数十万大军前堵后追，至使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苦战五昼夜（照片），虽然突破了封锁线，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

　　这时，国民党军又在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上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及时提出了放弃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照），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文照、文摘）。会后，红军强渡乌江（画），攻占遵义。这是红军攻占遵义时缴获的子弹盒、剪刀和毛毯（文物）。红军进驻遵义后严格遵守群众纪律，这是红军在遵义向农民赵金和买猪时留下的字据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遵义人民政府为赵金和到银行换钱开据的介绍信（文物）。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照片），图为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委员（照片）。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文物）。这是遵义会议会议室里的挂钟（文物）。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集中全力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错误领导对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为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这是陈云向红军中央纵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文照）。

　　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调集重兵进逼遵义，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两省边境地区。1935年1月至4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实行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迂迴穿插于40万国民党“追剿”军之间，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河战役（战例图），巧妙地调动和打击了国民党军，变被动为主动。1月19日，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出发，准备北渡长江。遭川军重兵堵截后，于29日由猿猴场（今元厚）、土城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图），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这时国民党军薛岳兵团及川、黔、滇军的十多个旅的重兵一方面加强长江防御，另一方面分路对红军进行追击堵截。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川滇边的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红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各路“追剿”军又扑向扎西，露出了黔北空虚弱点，红军则出敌不意，挥戈东指，重入贵州，由太平渡、二郎滩一带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发起了著名的遵义战役，5天内连下桐梓、娄山关（照片）、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2个师又8个团（文照）。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充分表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善战。这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文物）。遵义战役后，蒋介石飞往重庆，策划新的围攻，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为了进一步调动和摆脱敌人，红军由茅台三渡赤水，进入川南，并佯作北渡长江的姿态。这是毛泽东、朱德在遵义鸭溪下达的作战命令（文物）。蒋介石果然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于是调集重兵沿江防堵。红军主力则秘密神速地突然回师东进，从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调头南渡乌江，把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甩在了乌江以北（图）。

　　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进行的一次出色的运动战。是我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

　　红军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当各路敌军驰援贵阳之时，红军则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直插云南，威逼昆明。蒋介石又急忙调兵救援，红军却虚晃一枪，向西北疾进，于5月初渡过了金沙江（照）。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堵拦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指示（文照）。红军巧渡金沙江时使用的三方亮行军灯（文物）。

　　1935年5月，单独执行扼阻国民党“追剿军”任务的红9军团渡过金沙江，跟随主力北上。这是军团长罗炳辉（后排左5）、政委何长工（前排左3）与该军团部分干部合影（照片）。

　　红军过金沙江后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援和帮助。在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司令朱德为宣传红军、彝汉团结而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文物）。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果基约旦（小叶丹）歃血为盟（画照、雕塑），并且帮助彝民成立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文物），使红军顺利的通过了这个地区，并动员一批彝旅青年参加了红军（照片）。

　　红军过彝族区后，向大渡河急进。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河道陡峻，水流湍急。蒋介石曾凭此天险叫嚣：红军过得了金河江，过不了大渡河，要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为此，曾派重兵把守大渡河渡口。1935年5月25日，红军17勇士在连长熊尚林的率领下，于安顺场乘船强渡大渡河成功（照片），为后续部队渡过大渡河，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们合影（照片）。这是朱德关于强渡大渡河的命令（文物）。红军强渡大渡河使用的部分武器（文物）。由于安顺场渡口处水深流急不能架桥，全军仅凭4只小船渡河。为了实现迅速渡过大渡河的目的，红军分两路夹河而进，急奔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泸定桥是一座高悬于四川省甘孜藏旅自治州泸定县大渡河上的大桥。它与普通的桥截然不同的是它为一座铁索悬桥。桥的主体由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13根长铁索和东西桥头台组成。东西桥头台水平距离100米。其13根铁索代表当时资助建桥的13个省。其中9根并排作底索，上铺木板构成桥面，另外4根两边各两根作两旁扶手。13根铁索固定在东西桥头台内落井中的卧龙桩上，桥中间没有任何固定物，就悬空在大渡河上。红军就是在这里留下了飞夺泸定桥的壮举。红军急行军150多公里，克服了大雨、迷雾、山高路险、饥饿疲劳等重重困难，从安顺场赶到泸定桥，于5月29日晨，消灭了泸定桥西岸的守敌，占领了西岸桥头阵地。红军22勇士组成突击队，在守敌把桥板拆掉，只剩下13根悬空的铁索的泸定桥上，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索而进，终于占领泸定桥（油画），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道路。粉碎了蒋介石想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梦想。为了宣传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勇事迹，歌颂红军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军事博物馆收藏了这段泸定桥上的铁索（文物），共计24节，长3．18米。

　　第三组　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行动 

　　红四方面军长征开始后，分路向岷江地区西进。取得了土门战役的胜利，这是战场旧址之一（照片）。这次战役的胜利，为保障红四方面军西进，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照片）与红四方面军（照片）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照片），粉碎了国民党军要各个消灭红军的计划。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先后在两河口（照片）、沙窝、毛儿盖、巴西、俄界等地召开会议，确定了北上的战略方针（文摘），同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战略方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电文），图为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的电文（文照）和张国焘坚持南下错误方针的电文（文照）。1935年9月，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错误方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而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9月中旬开始南下川康边，经过长时间艰苦的行军作战，使8万多人的强兵减少到4万多人。广大指战员在挫折和失败中认识到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迫切要求北上（标语照）。1938年毛泽东在总结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红军长征途中不仅面临着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同时还承受着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挑战。翻雪山、过草地就是红军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搏斗的典型范例。雪山位于四川西北部，多在海拔4000多米以上，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各路红军发扬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团结友爱的精神，克服了饥饿、疲劳、寒冷、缺氧等重重困难，先后翻越了夹金山（照片）、长板山（照片）、梦笔山（照片）、打鼓山（照片）、红桥山、折多山等多座大雪山，创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奇迹。正如歌中唱的：“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饮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这是红军翻雪山时防滑用的脚马子（文物）。御寒衣（文物）、红军谢扶民写的《长征什记》（文物）。 　　红军过雪山景观 　　这个景观由背景画、雕塑、地面塑形三个部分组成。表现了红军英勇无畏一往无前，不仅要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作战，还在饥饿、疲劳和衣着单薄的条件下，顽强地与大自然作斗争，创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奇迹。 　　“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红军翻过雪山，又进入草地。茫茫的水草地一望无际，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沼泽纵横，泥潭遍布。饥肠辘辘的红军战士蓝天当房，草毯做床，相扶相助，吃野菜、野草、甚至自己扎的皮带，并不时忍痛告别长眠在草地中的战友，但他们终于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走出了人称“死亡地带”的水草地。这是他们走过的镰刀坝水草地（照片）、阿西水草地（照片）。这是红军过草地时保护机枪用的油布（文物）。这是一块饱含官兵深情的雨布（文物）。红军战士汪立发，拖着一双战伤加冻伤的双腿走进了水草地。一阵大雨袭来，他的伤口被雨水浸泡着。后勤供给部部长看见后把自己身披的大雨布盖在了汪立发的身上，自己却冒雨穿行在部队中间。这块雨布为汪立发遮风挡雨送来了温暖，而部长自己却积劳成疾没能走出水草地。汪立发始终保存着这块雨布，感念着红军中官兵之间的深情和战友之间的厚爱。这是黄镇在长征途中所作的《西行漫画》（文物）。 　　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后，向甘南腊子口前进。这是红军北上途中走过的栈道。经过英勇作战，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文照），打开了红军北上甘南的门户。这是红军突破腊子口时摧毁的国民党军碉堡的遗迹（照片）。 　　第四组　奠基西北革命大本营  　　红25军长征出发后，越过平汉铁路西进。这是红25军部分人员合影（照片）。红25军先后转战至桐柏山区、伏牛山区后，进至鄂豫陕边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取得了独树镇、庾家河等战斗的胜利，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是庾家河战斗纪念碑（照片）。 　　为了配合主力红军的长征，并同陕甘红军会师，1935年7月，红25军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西出秦岭，北过渭河（照片），翻越六盘山，打乱了国民党军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压力，9月，红25军在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今永坪）同陕甘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自己的长征。 　　主力红军长征期间，红26、红27军（照片）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积极进行反“围剿”作战，保存了根据地，为长征的红军提供了北上抗日的落脚点。 　　红25军到达陕甘后，与红26、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这是两部红军会师时的情景（照片）。 　　红一方面军主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越过岷山，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照片）。在此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于是决定奔赴陕北。同时，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10月，陕甘支队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照片）。 　　红一方面军长征历时一年，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突破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 　　1935年11月，陕甘支队与红15军团在甘泉地区会师（油画），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这是会师后的部分领导干部合影（照片）。 　　两部红军会师后，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并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是红15军团召开祝捷大会（照片）。毛泽东同志于1935年11月30日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讲到直罗战役胜利的原因时第一条就是“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没有这个条件，“不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文物）。这是直罗镇张家湾战斗详报（文物）。 　　第五组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  　　红2、6军团长征途中，先后取得了乌蒙山回旋战、普渡河战役和六甲阻击战等战役战斗的胜利。红2、6军团在通过藏族区时，为增强汉藏团结，留下了贺龙为云南中甸归化寺题词赠锦幛的佳话（文物）。1936年7月红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会师。这是会师后的红军一部（照片）。会师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2（照片）、6军团（照片）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军旗文物）。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两部广大指战员继续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决定响应中共中央的召号，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这是参加长征的红四方面军部分团以上干部合影（照片）。图为反映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油画(油画)。 　　第六组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兴隆镇胜利会师（油画），举世闻名的长征即告结束。长征历时两年，红军跨越十几个省，行程达数万里。三大主力红军为担负中国革命的新任务而在西北会师，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共中央为庆祝三大主力会师发出了通电（电文）。“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制字）。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序列表）。 　　红军长征的胜利给党和人民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牺牲一切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图为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秦邦宪（照片），张浩、刘伯承、李达、宋任穷（照片），红二方面军部分干部（照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叶剑英(照片)，红一、二、四方面军部分团以上干部合影（照片）。 　　专题柜　长征中的老红军、女红军、小红军  　　在长征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些年过半百的老红军，不顾年高体弱，拄着拐仗，坚持行军作战。图为被称为“四老”的董必武（照）、谢觉哉（照）、徐特立（照）、林伯渠（照）。

　　有数千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她们克服了无数的困难，付出了比男红军更多的代价，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女红军照片）。

　　长征中的红军小战士，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崇高信念和美好向往，坚持走完漫漫征途，胜利到达陕北（照）。

　　专题柜　长征中牺牲的红军军职以上烈士 

　　长征中，红军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成千上万的英烈血洒疆场，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动地，感人肺腑的壮烈之歌。这是长征中牺牲的部分红军军职以上烈士（照片）。

　　1936年11月，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统一指挥三大主力红军，取得了十年内战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图），歼敌一个多旅，充分显示了红军团结战斗的威力，对于挫败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红军在山城堡战役中缴获敌人的望远镜（文物）。

　　第七组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领导人项英、陈毅（照片）及各游击区中共党组织（图表）的领导下，在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图），坚持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各游击区的红军武装面对国民党的频繁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们出没于崇山峻岭和茅草密林之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艰苦备尝，但他们顽强的各自独立进行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残酷的“清剿”，箝制和消耗了大量的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作战，保持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保存了革命骨干。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南方游击战争问题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文照）。

　　这里陈列的是赣粤边游击区的部分干部合影（照片）、闽赣边游击区瑞金游击队主要驻地之一――瑞金铜钵山（照片）、闽西红8团活动的游击区域之一――龙岩紫金山（照片）、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主办的《工农报》、《群众报》，上面刊登了红3军团开展游击战争的胜利消息。（照片）、皖浙赣独立团成立地点――婺源县水岚山（照片）、浙南游击区红军挺进师书写的标语（照片）、闽北红军游击队使用的腰刀（文物）、闽东苏维埃政府发表的《欢祝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成立》（文物）、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翻印的抗日传单（照片）、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布告（照片）、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刻在樟树上的标语（照片）、湘南红军游击队在广东乐昌坪石活动旧址――广东乐昌坪石坳丘村（照片）、鄂豫皖边红军游击队住过的天台山山洞（照片）、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在桐柏县平氏镇进行夺枪战斗的地点――平氏镇孤峰山（照片）、琼崖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地点――母瑞山（照片）。

　　这是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部分干部合影（照片）。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对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文物），高度评价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作用，号召全党同志向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同志们学习。

　　专题柜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牺牲的红军军职以上烈士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极为艰苦恶劣的斗争环境中，许多红军将士英勇牺牲，为三年之久游击战争的坚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表现了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气节。这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牺牲的部分军职以上烈士（照片）。

　　第五单元　由国内战争向抗 

　　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红军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和军事战略方针，在政治、思想、组织、军事等方面积极进行对日作战的直接准备，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单元说明）。

　　第一组　东征、西征战役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步步深入，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在此生死存亡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于1935年10月1日正式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文物），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面目，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的发表，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提出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的战略方针；确立了红军的行动部署是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图为瓦窑堡会议会址。（照片）

　　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确立的战略方针和红军行动部署，并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决心。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发起东征战役。图为准备东渡黄河的红军骑兵一部（照片）。毛泽东为红军东渡黄河给杨立三的指示信（文物）。抗日先锋军首先向山西、绥远进军，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地区发展，以便与日军作战。但红军的东征行动，遭到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队的拦堵。蒋会石也调集兵力增援阎锡山。为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5月初，红军主动撤回河西，结束东征。这是周恩来手稿《东征胜利与我们》（文物）。5月5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文物）。红军第15军团参谋长、河口渡河司令周士第的“东征日记”（文物）。红军东渡黄河时使用的山炮（文物）。

　　在东征战役中，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者、红28军军长刘志丹在山西三交镇指挥作战中英勇牺牲。这是刘志丹生前使用的手枪、毛笔、砚台和绒毯（文物）。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刘志丹烈士题词（文照）。

　　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和红军大力开展对国民党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以期首先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给张学良写信，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这是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文物）。至1936年冬，不仅最终促使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停止了敌对状态，而且西北大联合局面初步形成。这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红军回师河西后，蒋会石仍坚持“剿共”政策，并调兵遣将，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为巩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 1936年5月，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指挥下，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地区发起西征战役。至7月底，西征红军给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甘创造了有利条件。图为红1军团在西征中举行同乐晚会（照片）。1936年12月7日，中央军委主席团转发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图为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成员名录。

第二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和全国抗日民主救亡运动逐步高涨的影响下，国民党营垒内部也加剧了分化。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第17路军将领杨虎城（照片）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到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事变发生当天，张、杨即通电全国，提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旨的八项主张。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报道了有关西安事变的情况（文物）。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经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一方面应张学良、杨虎城之邀请，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共商大计，并协助张、杨与蒋介石谈判；另一方面，中革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主力南下，在军事上给张学良、杨虎城部以援助，促进并保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图为红军将领彭德怀(左6)、任弼时（左4）等与国民党东北军部分将领在陕西三原的合影（照片）。经中共中央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共同努力，最终促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此为整理成文的毛泽东与美国作家史沬特莱女士的谈话文稿《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文物）。 　　第三组　　积极进行对日作战准备  　　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后，红军从政治、思想、组织、军事等方面积极进行对日直接作战的准备。为加强对干部的培养训练，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创办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图为毛泽东（前左2）和朱德（前左3）与“红大”部分干部合影（照片）。这是“红大”学员使用的黑板、课桌、油灯、课本以及“红大”（1937年1月改称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员的毕业证章、毕业证书（文物）。为提高红军指战员对全民族抗战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毛泽东、周恩来经常到“红大”或部队作报告。这是“红大”学员记录的周恩来《关于国际形势报告》的记录稿（文物）。红军各部队广泛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照片）。红军部队还根据自身情况和特点，大力开展军事训练（照片），同时积极开展灵活多样的体育锻炼活动，以增强部队指战员体质，图为红1军团举办运动会时的球队合影（照片）。 　　1937年1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由保安迁到延安（照片）。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中心。图为红军开赴延安（照片）。 　　当全国抗日战争即将来临之际，为统一全党思想，毛泽东大力进行理论研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936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指导这个战争的一整套军事原则。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各种版本（文物）。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是毛泽东在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报告（文物）。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胜利的结束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继而，红军在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方针指引下，以民族解放为已任，以前所末有的革命战斗热情，积极奔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革命战争的洪流之中。这是红军十周年纪念章（文物）。图为红军举行抗日誓师大会（照片），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广大红军指战员（照片）。 　　 　　浴血奋战的西路军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30军根据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随后，方面军总部及第5、第9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该计划被迫中止执行后，渡河部队于11月改称西路军，开始西进，深入河西走廊，在与恶劣自然环境艰苦斗争的同时，与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了浴血奋战。毙伤俘敌2．5万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图为红四方面军西路军部分干部合影（照片）。图为西路军战斗旧址之一――张掖县倪家营子汪家墩（照片）。在倪家营子，红军集西路军全部1．4万人，从1937年1月底起，与国民党军连续苦战至3月中旬，直至弹尽粮绝归于失败。倪家营子战斗是西路军作战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也是最惨烈的一场战斗。至此，整个西路军由西渡黄河时的2．18万余人剩下不满3000人。此后，西路军余部转战于渺无人烟的祁连山区打游击。 　　1936年12月，在西大口，红军为了保护老乡们的粮食不让国民党军抢去，派了40多人进行把守。图为红军为阻击敌人而修挖的战壕（照片）。红军西路军战士绘制的《西路军进军路线图》、《河西敌我标示略图》以及红军西路军在作战中使用的望远镜（文物）。1936年，李先念任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委时穿过的呢便服（文物）。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会议时，被跟踪而至的敌骑兵部队包围，为掩护与会人员突围，机枪手壮烈牺牲，这是遗留下来的机枪零件（文物）。 　　1937年1月，红5军教导总队卫生队部分红军在甘肃高台镇战斗中被俘（照片），后遭国民党军残暴的集体屠杀，并弃尸荒野（照片）。国民党军大批活埋被俘的红军人员的地点和战场，红军遗体大批被掩埋的地点，后被称为红军“万人坑”，这是从红军“万人坑”中挖出来的烈士遗物――皮带、烟斗和钢笔（文物）。 　　在作战中壮烈牺牲的军职以上烈士有董振堂、孙玉清、曾日三、杨克明、陈海松、罗南辉、李屏仁、陈伯稚（照片）。 　　由李光念率领的西路军余部400余人，历尽艰险，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在中共中央代表接应下，进入新疆，后返回延安。另有数千名与部队失散的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地区。 　　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的搏斗中，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他们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远值得人们的尊敬和纪念。图为历经艰辛回到延安的部分西路军人员（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