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兵探观

战车与车战

2012-12-06 10:03:00

  先秦时,车战是重要的战斗形式。战车数量的多少,甚至成为衡量国力的指标之一,如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等提法。此风一直延续到汉代。这在世界上是很独特的。西方虽然有战车,但没有在奔跑着的车与车之间互相格斗的车战。其中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中国古车结构合理,足够灵活,能胜任车战的要求。

  中国古战车为木制,在重要部位装青铜件。均为独辕,两轮,矩形车箱。车辕后端压在车箱之下的车轴上,辕尾稍稍露出箱后。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置轭,用来驾辕马。轮径较大,轮中装辐十八至二十四根。车箱后部开门。车前驾两匹或四匹马(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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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试作更具体地考察。先说车箱,车箱又名舆。商代的车箱较小,如安阳大司空村175号墓出土商车,箱广94、进深75厘米。这类战车只能容乘员两名。西周车的车箱加大,山东胶县西庵西周车箱广164、进深97厘米,这样的车能容乘员三名(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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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或增至四名,记载中则称为“驷乘”,但并不多见。车箱平面皆为矩形即横长方形,进深较浅,即所谓“亻戋收”(《诗?小戎》郑玄笺)。先秦时只有作为普通运输工具之牛车的车箱才比较深,平面接近正方形。车箱底部的边框名轸,有时在其上装铜轸饰。车箱周围有栏杆,名车軨。河南淮阳马鞍冢战国车马坑出土的车,有在軨上装起防护作用的铜甲片的,这种车应即《周礼》所称“苹车”(有屏障之车)。軨在后部留出缺口,即车门,名(丞)。勇力之士往往从这里一跃而上,名超乘。王者登车时却要踏着“乘石”。车上的战士都是站着的,名立乘。为了防止倾倒,在左右两旁的车軨(专名叫车奇)上各安一横把手,名较。商代的车上尚未发现车较,河南浚县辛村出土的西周车上才装有铜较,呈曲钩形。汉代的铜较则呈┏┓字形。

  车箱中部偏前处还有一根连接两侧车軨顶端的横杆,名轼(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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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车上行礼时须伏轼。战车上则可登轼瞭望敌情。《左传?庄公十年》记齐鲁之战,曹刿“登轼而望之”,看到齐师“旗靡”,知其已呈颓势,遂逐之。《吕氏春秋?忠廉篇》说吴王称其臣要离“上车则不能登轼”,认为他不符合对武士之体能的要求。可见轼在战车上也受到重视。当然这根横木还能起到加固车箱的作用。而为了避雨遮阳,车箱上设车盖。商车上尚未见此物。已知最早的车盖发现于北京琉璃河西周车马坑。盖一般为伞形,其柄名杠。不过车盖并不是完全固定在车上的。就礼仪方面而言,当王下车时,陪乘的“道右”应将车盖取下,当伞打着,步行从王。战车不建车盖,因为张盖后空气阻力大,影响车速,且妨碍战斗。如以有盖之车赴兵事,则去其盖。因此,车盖能够装卸。为了做到这一点,车杠乃分成好几节,当中用铜箍连接起来(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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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铜箍在长沙浏城桥春秋墓中已经出土,它的专名叫“车卑輗”。汉代很重视这个部件,有错金银且镶嵌绿松石的。

  车箱底下,由轴和轮相承托。在车箱两侧的轸与轴相接处,有垫木名车業或伏兔,作屐形或长方形,顺放在轴上。它的作用是使轸与轴接合得更稳固些。在商和西周时的驷马车上,车轴较长,

  一般为3米左右。但舆并不大,所以在车箱和车轮之间常裸露出一段车轴。于是在此处加装一段带长方盖板的套管,其套管套在轴上,盖板则覆盖在轮内侧的毂上;起保护和装饰车轴的作用。它的专名叫笠毂(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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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笠毂之外为毂,毂位于车轮正中,其上凿出一圈榫眼以装轮子的辐。毂内之孔名薮,也叫壶中,用以贯轴。在中国古车上,轴是固定的;而行车时,轮和毂却要不停地转动。毂上承车箱的重量,又受到车辐转动时的张力,还要抵抗车轴的摩擦,是很吃力的一个部件。它一般用坚固的圆木制作。靠车箱一端的毂孔较粗,名贤端;靠轴末一端的较细,名轵端。这是因为车轴入毂以后向外逐渐变细的缘故。这种构造起着使车毂不致内侵的作用。另方面,由于车箱直接靠毂支撑,毂愈长,支撑面就愈大,行车时会更安稳些。西周时出现了长达半米多的长毂,又名畅毂。但这类毂在车子倾斜时受到轴的扭压力较大,毂口容易开裂。所以又在毂外安装金属箍(铜輨)等物予以加固。此外,还在毂内装釭,轴上装锏。车轮转动时,木轴、木毂间有金属件釭和锏垫着,不直接接触,从而减小磨损(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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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一枚铁锏曾经金相考察,属珠光体基的灰口铸铁,具有较高的耐磨性和较小的摩擦阻力,既能起到防护作用并有利于运转。同时,中国古车还在轴上施用润滑油膏,见《诗?邶风?泉水》及《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哀公三年》。在光滑的釭、锏中施用油膏后,行车时更为轻快。故《吴子?治兵篇》说:“膏锏有余,则车轻人。”

  毂外为叀。叀装在轴通过毂以后露出的末端,是用来括约和保护轴头的。叀的内端有键孔,贯孔装辖。辖端又有孔,以穿皮条将它缚住使不脱。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种特殊的车叀,它在叀外接以有刃的矛状物。装有这种叀的战车名销车。进行车战时,它能有效地给予对方随车的隶属徒兵以杀伤。但随着战术的变化,步、骑兵之重要性的增加,至汉代,有刃车叀就很少见了。

  车箱底部横向装轴,纵向装辕。但细加区分,则单根称輈,两根称辕。先秦战车皆为独輈。輈尾起初与后轸平齐,后来常稍稍露出于车箱之外,这里正是登车的搭脚之处,易于损伤,所以又在輈尾上加套铜踵。这是车箱后部的情况。在车箱前部,当独輈伸出前轸木后,有一段较平直的部分名车凡。车凡前逐渐昂起,接近輈的顶端处变细,名颈,衡就装在这里。颈外的輈头名车元,这一部分通常又转成接近水平的直线。车元本是輈的顶部,是木质的,但有时在上面再装铜包头,此包头就称为铜车元;有制成兽首形的颇精巧的实例(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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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輈上架起的衡是用以缚轭驾马的横木,轭装在衡左右两侧,用它夹住两服马(即紧靠车輈两侧、位于衡下得两匹辕马)之颈。骖马(服马外侧的马)一般不负轭,偶有服轭者,也都游离于衡外。

  车上的战士少则二人,多则三人。乘二人时,御手居左,甲士在右。如车上为三人,则御者居中,左面有持弓矢的车左,右面有持盾和长兵器的车右。《诗?閟宫》郑玄笺:“兵车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而在乘二人的场合,则弓矢和长兵则均由车右使用。不过尽管是乘三人的车,可是其中如有指挥作战的将领在,则如郑玄所说:“左,左人,谓御者。右,车右也。中军,为将也。兵车之法,将居鼓下,故御者在左”(《诗?清人》郑玄笺)。但无论如何,车上居右者总是手执武器的主力(战斗员)。如《左传?成公八年》杜预注所说:“勇力皆车右也。”他们装备的武器,不外射远、格斗和卫体三类。车上所用武器的情况可以湖南长沙浏城桥1号春秋墓所出等为例。这里的射远武器有长125~130厘米的三件竹弓和一个竹箭箙,箙内的箭带镞全长75.5厘米。出土的七件戈除三件较短外,其余几件的长度都超过3米。出土的铜戟长283.5厘米。出土的矛柄长达297厘米,再装上长13.4厘米的矛头,长度也超过3米了。还有卫体的铜剑,长度也接近50厘米。当战车互相接近进行格斗时,两车之车箱间的距离约2米,所以持3米长的戈、矛,正便于勾刺。像汉代之名矟的大矛,“长丈八尺”(《释名?释兵》),已合4米有余,应多为骑兵所用。因为兵器太长,格斗时反而有所不便,即如《考工记?庐人》所说:“过三其身,弗能用也。”

  古文献常说战车上装备五种兵器,如《周礼?司兵》称:“军事,建车之五兵。”五兵的种类各家说法不一,还有把五兵分为车五兵和步五兵的。车五兵据《庐人》的记载是“戈、殳、戟、酋矛、夷矛”。然而这五种都是长兵器,甚至不包括战车上必备的射远武器弓箭,与实际情况恐不尽合。况且五兵之制意味着多种兵器互相协同的组合关系。《司马法?天子之义篇》说:“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同书《定爵篇》又说:“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所以五兵的种类如《五经异义》所主之“矛、戟、剑、盾、弓”(《周礼?肆师》贾公彦疏引)、《谷梁传?庄公二十五年》范宁注所主之“矛、戟、钺、盾、弓矢”等说,可能较为合理。当不处于战争的场合,五兵中之短兵的放置尚无定制,长兵则要插在车车奇之间。而且按照《考工记》的说法,戈要斜插,矛要正插。但《东京赋》云:“立戈迤戛。”李善注:“戛,长矛也。矛置车上,邪柱之迤邪也。”其安排与《考工记》的说法正相反。孰是孰非,目前尚难得出结论。

  战车上除建五兵以外还要建旌旗,这在当时也是很受重视的。《诗?出车》:“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旐矣,建彼旄矣。”“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可见车上之旗很眩人眼目。战国时的车马纹中亦常见车后插旗,具体插法却长期不知其祥。直到1988年发表了江苏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的刻纹铜器残片,才发现其中之车上的旌旄插在舆后的空筒中(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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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图与山东长岛出土铜鉴之刻纹相较,不难看出那辆车上的旌旄也是这样插的。其实此种空筒即插旗筒,早在河南淮阳马鞍冢战国车马坑中已经发现,后来在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墓之车马坑中也见到类似的情况。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战车上虽未插旗,亦无此筒,但其左右车軨后部转角处之圆形角柱,形制与马鞍冢战国车上的空筒相似。如若插旗,将角柱换成插旗筒即可。

  

   战车车体的构造和武器装备,不妨视为其硬件。此外,还有如何将马系在车上,使之曳车行进的设备,它们多半是革带或绳索,可以视为战车上的软件。但这些软件如何安排,也就是系驾方法的问题,在这方面古代中国和西方的区别很大。公元前三千年代,西亚的两河流域已知造车。乌尔(Ur)出土之镶嵌画上的车和特勒阿格拉布(TellAgrab)出土的铜车模型都是用四头牲畜曳引的。这些车有独輈和短衡,并以颈带将牲畜的颈部固定在横上(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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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曳车的牲畜由颈部受力,通过木质的衡和輈拖动车子前进。其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战车,也都将驾车之马用颈带缚在轭上。此法的严重缺点在于马的气管受到颈带的压迫,马跑得愈快,愈感呼吸困难,致使马的力量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西方的战车一般用于奔袭或追击,车上的武士所用的兵器主要是弓箭。西方古车的轮径通常不超过90厘米,车箱距地面较近,当接近敌人时,便于武士跳下车来,用短兵器进行步战。中国古车则不然,车上的两匹服马通过系在两轭内侧的车句上的两条靷绳来曳车;即《左传?哀公三年》所称“两靷”。两靷的后端系在舆前的环上,再用一条粗绳索将此环与轴相连接。由于中国古车的轮径较大,平均约1.33米,所以自轭车句至轴的连线接近水平状态,将靷系在这里,马的力量能够集中使用,减少了对曳车前进无效的分力。在每匹服马的轭脚下虽然也系有名为“颈靼”的带子,但它和颈带式系驾法中之“颈带”的作用不同,只不过是为了防止服马脱轭而说,并不通过它来曳车;因而受力不大,不会影响马的呼吸(图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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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车上,真正受力的部件是叉在马肩胛前面的轭。由于轭受力大,所以在轭底下还衬以软垫,名(韦尃)。在河南浚县辛村和北京琉璃河出土的西周车上均曾发现韦尃痕。也正是由于轭受力大,所以商周古车上的轭有的包有铜套,显示出它是一个须要予以强化的部件。在中国古车上传力的是靷。而西方的古车由于轮径小,不能在轴与马的受力部位之间用一条平行于地面的靷绳相连接,力的传导要靠向上昂起的輈来承担,从而在驾马和行车时产生出种种困难。所以,靷的有无是区别古车类型的一项重要标准。依其受力的主要輓具来命名,中国的方式可以称为“轭靷式系驾法”。它和西方的“颈带式系驾法”大不相同,其中不仅看不出任何受西方影响的痕迹,而且更合适马体的特点,有利于马力的发挥。以轭靷法系驾的中国古战车,车轮大,车箱小,车体较轻,由四匹呼吸通畅的马曳引,可以达到相当高的速度。一辆驷马车所占的面积约为9平方米,这样一个奔驰前进的庞然大物,以它所挟带的动能,可使车上战时用的弓矢戈矛发挥更大的威力,形成如《诗?小雅?采艺》所描写的,戎车“啴啴火享火享,如霆如雷”之势。据记载,当时的战车群向无此装备的敌方进攻,会使对方难以抵御。西周的《不其簋铭》中,曾提到秦的不其率战车抗击严允的一次战争。这支战车部队与对方“大敦搏”的结果,“多折首执讯”,“多擒”,获得了重大的胜利。

  有了适用的系驾法,御车时还须有效地加以操控。御者的意图主要通过辔传达给马,无论骖马、服马,都受辔的调遣。驷马车上的辔如何安排,过去是一个不曾完全解决的问题。按照说四马共八辔,而经传皆言“六辔”,如《小戎》就说:“四牡孔阜,六辔在手。”因此需要回答:一、余下是哪二辔,对之如何处理?二、六辔如何安排,才能向四匹马同时发出一致的信号?对此,《诗?鄘风?干旄》孔颖达疏是这样解释的:“御车之法,骖马内辔纳于觖,惟执其外辔耳。骖马,马执一辔,服马则二辔俱执之。”二骖马各一辔,是为二辔;二服马各二辔,是为四辔;合计之,正是六辔。但骖马之另一条辔即“内辔”,却不应系于觖(即始皇陵出土铜车之揜车凡上的“觼爪”);孔颖达之说有误。它应当和相邻之服马外侧的衔环系在一起。并且,两服马的内侧之辔还要在輈前左右交叉一次。辔的这种安排,在战国铜器刻纹上反映得很清楚(图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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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各马左、右侧之辔分别集中在御者的左、右手中,通过操辔使曳车的马一致行动。而且不仅驾四马的车用六辔,天子乘的驾六马之车也是用六辔。《列子?汤问篇》:“六辔不乱,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只不过在驾六马的车上,夹在两服、两騑当中的两匹骖马之辔均与其相邻的马之衔环联接,它们随其他四匹马同步进退,御者无须直接加以控制。

  系驾与执辔的方法清楚了,下面就谈谈战车如何进行战斗的问题。在这里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古车一般只乘二人。乘三人的车不仅出现得较晚,而且三人中还有一人应是将领,即郑玄所说:“左,左人,谓御者。右,车右也。中军,为将也”(《诗?清人》郑笺)。但车上乘将领的机率不多,所以一般的战车上只有左边的御者和右边的武士,这样的安排既是传统也是常规。比如甲骨文中记载商王田猎时,常指出猎物在右方,如“射右豕”(《合集》28305,28366)、“射右鹿”(《合集》28327,28339;《屯南》495)、“射右麋”(《合集》28364,28365,28377;《屯南》641)、“射右兕”(《合集》28392)等例。因为当时二人乘一车,左边是御者,所以只能由右边的持武器者射右侧出现的动物。又甲文称:“癸未卜,王曰贞。右兕在行,其左射,及”(《合集》24391)。这里说的“左射”指左旋而射,与《诗?秦风?驷驖》“公曰左之,舍拔则获”的用意相同。进行车战时,亦须将车左旋,以利右侧的武士发动攻击(图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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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郑风?清人》“左旋右抽”,即指这种情况而言。但通行本中“右抽”的“抽”,实系误字。《说文?手部》“搯”下引三家诗作“左旋右搯”。搯训击刺,于义为胜。今之说诗者或未注意校勘,而将《清人》中的这句诗解释为“左手儿挥旗,右手儿抽刃”(金启华《诗经全译》);或“车上的侍卫做出许多花样,那官儿手舞足蹈犹如疯狂”(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良用失之。

  

  战车转弯时,两匹骖马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当时骖马可能比服马更受重视。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中之车,仅二骖套有银项圈。始皇陵兵马俑坑中之2号铜车之两骖亦在颈部套金银项圈,而服马却没有。马饰的丰俭与其受重视的程度应有所关连。再如《诗?郑风?大叔于田》描写大叔驾车时,劈头就说:“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只言两骖,不提两服,亦可证调御两骖之得宜与否,对行车相当重要。而在两骖之中,左骖似乎更被看重。因为它位于左外侧,而御者的策持于右手,答之不甚得便,故更宜选用“不待策錣而行”的良马,它必须对御者的各种意图迅速作出反应。特别当左旋时,左骖要能将车控制住,以它为中心将弯子转过来。完成这个动作,光会跑是不够的。所以左骖往往是车中最好的马。《左传?僖公三十年》记孟明视战败被俘,后逃出晋国。晋使阳处父追之,及至界边,孟明视已在舟中。阳处父则解左骖以晋襄公的名义赠之,想把他引诱上岸。《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谓晏子去晋国,遇到一位沦为奴隶的贤者越石父,晏子“解左骖赎之以归”。《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谓晋文公反国时,在界河上与从行的功臣“解左骖而盟于河”。《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驰入军中。穰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问军正曰:‘驰三军法何?’正曰:‘当斩。’使者大惧。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杀之。’乃斩其仆、车之左车付、马之左骖,以徇三军。”又《后汉书?贾复传》:“复马赢,光武解左骖以赐之。”以上诸例都能证明这一点。故《考工记?輈人》提出,终日驰骋而“左不楗”,即左骖不蹇倦,是鉴定好车的一项标准。

  至于右骖,在左旋中起的作用也不小。始皇陵2号铜车的右骖在额顶立一装缨的铜杆,应即代表《续汉书?舆服志》所记用氂牛尾制作的“左纛”(图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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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纛立于右骖头上,左旋时纛自右向左催迫诸马,弯子就比较容易调转过来。称之为“左纛”,并不意味着它就应该装在左骖头上,而应理解为左旋之纛。而由于自右向左折旋时以右骖带头,故又称“右还”。《逸周书?武顺篇》:“武礼右还,顺地以利兵。”《楚辞?招魂》:“抑骛若通兮,引车右还。”其实,左旋和右还说的是同一回事。

  另外,车战时也有不循左旋的套路,而将战车由正面直冲过去的,称为“辂”。公元前645年,秦、晋间发生韩原之战,晋惠公的战车“辂秦缪公”(《史记?晋世家》),两车在“车前相接”。《吕氏春秋?爱士篇》说,这时“晋人已环缪公之车矣”,差点将秦缪公俘获;说明这种战法有时也能奏效。不过它的危险性也较大,两车相向奔来,不无撞在一起、两败俱伤的可能,故实例较少见。

  但无论采取何种战法,战车群都必须在开阔地展开,将行军的纵队变为作战时的横队(图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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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左传?成公十六年》说的“疏行者”;《司马法》说的“行惟疏”;以及《淮南子?道应》说的“疏队而击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战车“前后不相撚,左右不相干”(《淮南子?兵略》),从而充分发挥其战斗力。

  

  

  

  

  古兵探观工作室  孙机  杨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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