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兵探观

中国古代的武备

2012-08-01 09:41:00

  武备是格斗武器和防护装具的统称,内涵比单说“武器”宽泛些。 

  提起我国上古的武器,首先会想到干戈,商代金文的形象字中就有一手持戈、一手持干(干就是盾)的人物,代表当时用常规武器武装起来的士兵(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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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武器在原始社会中已经出现,石刀装了柄就成为戈,石斧装了柄就成为钺。钺比戈尊贵,所以就石器时代中,如在河南临汝出土的陶缸上、山东莒县出土的陶尊上,都在显著的部位画出钺的形象。江苏海安青墩还出土了一件陶制的石钺模型(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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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石戈、石钺的技术要点之一是如何将石器与木柄连接结实。简单的做法只是将二者捆在一起,复杂的则要在石器器身和柄上都打孔,再用绳子穿孔缚牢。困难之处是木柄上部既要挖出容纳刃体末端的槽口,又要穿孔;故容易开裂,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木柄的这个部位常变粗,顶上还装冒,用以加固。在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中出土的青玉钺,钺上刻有神徽纹,并配以白玉的冒和镦。不过应当看到的是,这类华贵的玉钺并不用于实战。这些玉冒、玉镦都是装饰性的。玉冒与柄以榫卯相连接,起不到箍紧顶端的作用(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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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难题一直留到历史时期。与厚重的石器不同,从夏代起开始使用铜兵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已出青铜戈,直援,无阑,形制还比较原始。但青铜制品比石器薄而坚固,铜刃穿过木柲(戈、钺之柄的专名叫柲)的窄缝时,造成劈裂的可能性要小些。刃体的尾部叫内,新石器时代的石戈已有在内上穿孔用于缚结的。商戈沿用了这种方法,但又不断加以改进。商代曾作出用銎装柲的尝试,但銎管中的木柲磨损后,戈头会松动,不够牢固。后来出现了胡,胡本之“颔下悬肉”,像在牛脖子下面看到的;戈胡的形状与之肖似。在戈援之下、刃的后部延伸出一段胡,胡上开穿孔,使缚结点增多,效果更好。此法在商代得到发展,商戈有胡上一穿的、二穿的;1976年在陕西城固还出土了一件商代的长胡三穿戈,它的形制非常超前,已经和战国时的三穿戈差不多了(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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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戈相配合的武器还有矛,它是从尖木棒即原始的耒发展而来。商以前多用石矛、骨矛,已发现之最早的铜矛出土于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矛体如柳叶,叫柳叶式矛。商代后期的矛主要有两种:一种将柳叶形演变成三角形,另一种呈亚腰形,骹部都很长。据安阳大司空村商墓所见矛柄痕迹,商矛的长度一般在1.4米左右。而据计算,当时两辆战车错毂接战时,侧面的间距最近为1.6米左右;所以商矛在车战中发挥的作用不大,仍属步战用的武器。商代大墓中所出戈的数量比矛多。安阳侯家庄在西北冈1004号大墓中出土了成捆的矛头,是一个孤例,其中或有特殊原因。安阳妇好墓出土了91件戈,却没有矛。经过西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矛柄开始加长,湖南长沙浏城桥春秋墓出土的矛长2.97米,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矛长4.36米,可以和西方最著名的马其顿长矛(长3.96—4.2米)相仿了。但马其顿长矛用于步战,曾侯乙长矛却是车战上用的。戈是勾兵,格斗动作以勾、啄为主;矛则是刺兵。战国时矛柄(专名叫矜)加长,矛叶变窄,说明其冲刺的功能已更被重视。不过矜加长后,随之而来的是防止折断的问题。于是采用积竹柄,即以木棒为芯,外裹竹蔑,再缠丝涂漆。《淮南子?兵略》说:“伐棘枣而为矜。”则柄当中多以枣木棒为芯。这种积竹柄强韧而富有弹性(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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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种复合材料制的柄不太合适充当戈柲,因为戈内要从柲中穿过去;而积竹柄已被外层的竹篾占去一圈空间,当中的木芯不太粗,再挖通一道扁孔,就影响它的牢固程度了。虽然发现个别以积竹法做的戈柲,却只能被认为是特例。戈柲和矛矜的形制不同。执戈时为了凭手感就能知道戈援所指,所以戈柲的断面呈卵圆形,钝的一面代表内的方向,较尖的一面代表援的方向。矛是刺兵,不存在这个问题,故矛矜呈圆形。继而这种区别又影响到柄底之金属套的样式。装在戈柲下面的叶镦,它的器口也是卵圆形,而且底面是平的。《礼记?曲礼》郑玄注:“平底曰镦。”后来直到宋代的《集韵》仍然这么说。 而装在矛矜底端的叫鐏,器口则是圆的,而且多为尖底(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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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士兵集合时,有将矛插在地上的习俗,如《尚书?牧誓》说“称(举也)尔戈”,“立尔矛”。《曲礼》郑注也说:“锐底曰鐏。”《释名》则认为,矛“下头曰鐏,鐏(蹲)入地也”。但《说文》将镦、鐏互训,造成了一些混乱。就实物所见,战国矛鐏下端多呈尖峰状,汉代矛鐏下端或呈三锋状,或呈圆锥状。看来可以卵圆銎——平底,和圆銎——尖底,作为区别戈镦或戈鐏的基准。不过虽然为平底 ,但是圆銎,多数仍应为矛鐏。此外,戈、矛的柄部常缚有几层羽毛,羽尖上戗,用以承阻从刃部流下来的血,防止漆柄变滑而失手;即《诗?郑风?清人》所称“二矛重英”。湖北荆门包山楚墓中出过这类实例。在河南汲县彪镇等地之战国墓出土铜器上的花纹中也表现出长兵器柄上英饰(图七)。可是当鏖战之余,刃缺旗靡,染血的英饰也就拖垂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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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矛相结合就成为戟。已知最早的青铜戟见于河北藁城合西7号商墓,在商代遗存中这是唯一的例子。它属于戈矛联装的类型。西周时出现过整体铸造的十字形戟,但流行的时间不长。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既然戟起初由戈、矛联装而成,所以有的以戈为主,有的以矛为主;这一点从柄的形制上可以看出来。以戈为主者,柄全同戈柲,断面呈卵圆形。如在长沙浏城桥春秋墓及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戟上所见者。格斗时,这类戟仍以勾啄为主。特别是一些异性戟:有的戟内上翘复下偃,底部还有曲刃;有的在胡下出子刺;有的在柲上再装一条钩距;此类装置都只能在挥斫勾啄时才起作用。但也有的以矛为主,柄也依照矛矜的形状,断面呈圆形或略近椭圆形,如在江苏六合程桥、安徽舒城九里墩等地所见者(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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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的格斗动作自应以击刺为主。文献中多次出现“戟矜”(或作“棘矜”。《诗?斯干》郑笺:“棘,戟也”)一词,见《说文?竹部》籚下、《史记?陈涉世家》又《主父偃列传》、贾谊《过秦论》、《汉书?项籍传》等处。称戟柄为戟矜,等于将戟柄当作矛柄看待。随着时间的推移,步骑兵成为战场上的主力,戟的功能遂愈益偏重于后一种。山西长治分水岭14号墓出土的联装戟,铭文中自名为“棘戟”。这个棘字训刺。《方言》说,凡草木刺人,“江湘之间谓之棘”。戟铭标出“棘”字,强调的也是其刺的功能。再发展一步,卜字形戟就出现了。这种戟只有上昂的直刺和亭出的横枝。《释名》谓戟“旁有枝格也”,即指此式戟而言。它最早出现于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丛葬墓中,戟头长达48.2厘米,而且是钢铁制品。七国时常说强秦弱燕,连燕国都用卜字形戟,秦当然不会落后。甘肃秦安上袁家秦墓出土的卜字形铁戟和燕下都的基本一样(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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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汉代,卜字形戟的使用范围更广,几乎可以看作是士兵装备的制式武器了。这种戟显然主要用于向前扎刺,从而改变了向内侧钩啄的手法。后来文献中说到用戟时,也多称其动作的“叉”或“刺”,见《后汉书?虞延传》。

  

   

  过去在流散文物中,戟上之戈形和矛形的两部分金属件常互相分离,以致清代学者往往弄不清戟的形制。像戴震这样的大学问家,在所著《考工记图》一书中画出的戟,意全然不得要领。特别是京剧舞台上常把宋《武经总要》的“戟刀”当成戟,影响很大,对全社会起了误导的作用(图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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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插叙一下多戈戟。由于在曾侯乙墓中出土了很漂亮的实例,所以其知名度颇高。多戈戟有联装两个戈头,也有装三个戈头的。最上面的一个有内,下面的一个或两个没有内,援的长度则依次递减,戟柄却达3米以上,可见是车战的武器(图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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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只为了勾击对方的车士,用不着装下面的戈头,因为这些戈只能杀伤接近战车的目标。所以多戈戟应为对付敌方攻击战车的步兵而设。当战车陷入步兵的重围时,会丧失其机动性和冲击能力。在《左传》中,战车的指挥员多次发出不易击退围攻战车的步兵的慨叹。如隐公九年郑伯与戎人作战时就说:“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昭公二年晋国的魏舒与狄人作战时也说,“彼徒我车,所遇又阨”,因而“毁车以为行”,在战术上作出了重大改变。研究武器时,应注意其战术背景的变化。

  汉末至南北朝时,矛和戟进一步合流,出现了威力更大的矟(槊)。《释名》:“矛长丈八尺曰矟,马上所持。”矟就是带两刃的大矛。从戟本身的演变来看,它这时连已改为翻翘向上的戟枝也去掉了,为的是使向前冲击的力量更集中。建安年间吕布发动兵变要杀董卓,李萧先用戟刺他,“卓衷甲不入”,“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后汉书?董卓传》)。可见想刺穿铁甲,矛比戟有效。吕布用的矛应与矟差别不大。十六国时的“陇上健儿”陈安,武艺高强,民歌中说他“丈八蛇矛左右盘”(《御览》卷三五三引《赵书》)。而此民歌在《灵鬼志》中却作“丈八长矟左右盘”(《御览》卷三五四引)。汉末。公孙瓒“自持两刃矛,驰出冲贼”(《后汉书?公孙瓒传》)。南北朝时,梁大同三年(537年)少府制成了长二丈四尺(合5.988米)的两刃矟,请羊侃试矟。“侃执矟上马,左右击刺,特尽其妙”(《梁书?羊侃传》)。当时围观的人很多,有的爬上树。“梁主曰:‘此树必为侍中折矣。’俄尔果折,因号此矟为‘折树矟’”(《御览》卷三五四)。两刃矟和两刃矛大约形制相同。莫高窟285窟西魏壁画“五百强盗成佛”中的具装甲骑均手执长矟,那些持刀、盾的“强盗”显然不是对手(图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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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从一个角度说,矟又恰恰是对付此类重装骑兵的武器。这种骑兵人和马都披甲,横冲直撞,来势汹汹;另一方只有摆好阵式,挺起长矟才好抵挡。另外,这时马镫在我国已经普及,也是使用马矟之必要的前提。否则持矟前冲的力量很大,而骑者在马上缺少稳固的支撑,势必自顾不暇了。

  从3世纪到7世纪,从曹操的“横矟赋诗”到唐将程咬金的“善用马矟”(《旧唐书?程知节传》),矟一直是武器中的骄子,风光了将近500年。但始终未曾出土其实物。《唐律》中禁止私人持有矟,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将来如果发现了接近6米的长矟,复原后陈列出来,将是何等壮观!

  戈、矛、戟、矟就整体而论可以算作长兵器。下面再谈谈短兵器。

  先说剑。我国的剑可以追溯到商代,当时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曾使用铜短剑。西周时,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早期墓曾出土柳叶形短剑,两面起棱,茎部稍瘦,上有二圆孔,供贴缚木片的便握持。春秋早期,出现了有圆形首、柱形茎的柱脊铜剑,从而使中原地区的先秦古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种剑在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的虢国墓中曾出土数件。稍晚一些,在河南洛阳中州路春秋墓中出土了配以象牙柄、鞘的铜剑,鞘中部还雕出凸起的璏,用来穿上带子佩剑,说明当时我国已采用璏式佩剑法。不过这些剑大都相当短,长度一般在30厘米左右。使用时以直刺为主,名为“直兵”,多用于防身。

  剑在水网纵横的南方吴、越地区特别受重视。这里的军队与当时中原以战车兵为主要兵种的情况不同,以配备剑、盾等兵器的步兵为主。故铜剑的制做技术在这里得到长足发展,剑身明显加长,大多超过了50厘米。古文献中经常提到吴越的宝剑,这在考古发掘中已经得到证实。出土的吴王剑和越王剑,都以其高超的工艺水平为世所珍。战国时期还铸出了脊部和刃部具有不同的铜锡配比的复合剑,脊部强韧,刃部锋利,增强了杀伤力。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青铜剑,最长的达94.8厘米,剑身窄而薄,优势更明显。

  当铜剑的使用和制作达到高峰的时候,铁剑也已问世。上述燕下都44号丛葬墓中就出土了十五把铁剑,最长的达100.4厘米,是用块炼铁锻打渗碳而成的钢件,虽然含碳量不甚均匀。剑身增长,使用时除直刺外,又强调旁击即劈斩的用法。所以《墨子?节用》说它“为刺则入,击则断,旁击而不折,此剑之利也”。

  西汉时的铁剑均已锻冶成钢。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佩剑,长104.8厘米。它不仅折叠锻打的次数多,而且刃部经过淬火,刚硬而锋利,脊部却并不淬火,仍保持较好的韧性,起到刚柔相济的效果。锻冶技术的提高也反映在剑身的长度上。江苏铜山出土的建初二年(77年)“五十湅”钢剑长109厘米。《汉书?景十三王传》中说广川王去“作七尺五寸剑”,合172厘米,这么长的汉剑虽无实例出土,但在汉画像砖、石中见过那类“修剑拄颐”的长剑;说明当时锻造此种长剑是有可能的。

  古代最豪华的剑是玉具剑,创始于东周时。玉具剑共四件:玉首(剑柄顶端的玉饰件)、玉镡(玉剑格)、玉璏(玉剑扣)和玉珌(剑鞘尾端的玉饰,汉代叫玉摽)。其中首和镡装在剑上,璏和珌装在鞘上。已发现的时代最早之例是春秋晚期前段的,但只有玉首和玉镡。春秋晚期后段的剑上才出现玉璏和玉珌。一剑而四件玉具齐备的例子到汉代才出现(图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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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剑具上大多有纹饰,还有的以高浮雕的手法雕出神禽异兽的形象,美观而高贵。中国的玉剑具还曾传播到遥远的西方,在南俄和黑海的刻赤半岛曾经出土。至南北朝后期,由于佩剑方式发生变化,这类剑逐不再出现。   

  再说刀。从西汉中期开始,刀在战场上已逐渐代替了剑的地位;这是适应骑兵在马上挥砍的需要而产生的变化。刀背可以制作得比剑脊厚实,不易折断。洛阳西郊汉墓中有二十三座墓均出环首刀,比例够大的。刀的长度由85厘米至114厘米不等。作为武器使用的刀,从一开始就以铁制为主。洛阳烧沟汉墓中出土的少量铜刀,体型轻薄,当系仪仗中所用。同时,由于刀的用法主要是击即砍,如《释名》所说:“刀,到也,以斩伐。到其所,乃击之也。”与剑相较,它在刺、击两法中只强调击,所以刀上一般不装镡。汉刀的刀身较直,刀首几乎无例外地均呈环形,环中有的饰以禽兽,这种形制一直延续到唐代(图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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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鞘下端多装铜摽,宽度皆与鞘取齐,不像剑摽之向外侈出。南北朝以后,剑除了在佩饰、仪仗、武术和宗教法术中继续使用外,在制式武器中已被淘汰。《唐六典》“武库令”中有刀制而无剑制。明?茅元仪《武备志》说:“古之言兵者必言剑,今已不用于阵,以失传也。”现代长篇小说《李自成》中,大批骑兵挥剑驰骋战场,这在当时是无从想象的。

  射远武器中居第一位的是弓箭。山西朔县峙峪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了一枚用很薄的燧石片打制的石镞,说明在我国的土地上使用弓箭的历史已近三万年。原始的弓只用单根木材或竹材弯曲而成,即“弦木为弧”的单休弓。至商代,根据安阳殷墟商代墓葬中的弓体灰痕,结合甲、金文中有关弓的形象字考察,可知商弓是用两层材料粘起来的合体弓。至战国时,已发展为复合弓。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过保存较好的战国弓,其中一件全长140厘米,最宽处4.5,厚5厘米。两端装角质弭,弓体为竹质,中间一段用四层竹片叠成,两面粘有呈胶质薄片状的动物筋、角,再缠丝涂漆。它的用料与《考工记》所说,制弓要用干(竹、木)、角、筋、胶、丝、漆等“六材”的要求相合。这类弓在竹、木制的弓体上傅角被筋,强度比单体弓和合体弓都大,可见当时中国的制弓技术已相当进步。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从结构上说,世界制弓技术均未曾超越过这个水平。汉代的弓与战国弓相仿,大多数为复合弓。一般都在弓体的外侧用鱼脬胶贴牛筋,内侧贴牛角。因为弓体外侧受的是拉力,牛筋具有抗拉性。弓体内侧受的是压力,牛角密度大,能承受压力。当中的竹或木胎则能承受其内切力。将几种不同的材料粘合在一起,利用它们各自的特性,会产生更好的弹射效果。

  东周时制弓技术已经规范化。《考工记?弓人》是总结这方面的经验的文献,其中对材料的选择、加工的方法、部件的性能与组合整装,都提出明确要求。对制弓时应防止的弊病,也作出透彻分析。这些原则到汉代仍被遵循。

  所用之箭,一般只剩下箭镞。商、西周时用的是由脊双翼镞。春秋前期出现了三翼铜镞。战国时除三翼镞外,三棱镞也很流行。但这类镞常装铁铤,以节省铜材。汉代将三棱镞称作“羊头”镞,是最常见的型式。但由于箭的消耗量大,三翼镞和三棱镞的造型仍嫌复杂,不易用铁大量锻制,而必须用昂贵的铜材铸造。这时为镞找到一个合适用锻打法生产的镞型,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经历了不少岁月。满城西汉刘胜墓中出土了一批后部呈圆柱形、前端呈四棱形的铁镞。经金相检验,它们是铸造成型后,再退火脱碳而成。但因其毛坯为生铁铸件,不太规整;大量铁镞同时退火,脱碳程度亦难一致。所以它们的硬度和锋利程度都不够好,尚不足以取代青铜镞。直到东汉后期,才出现了锋部呈锐角三角形的扁平铁镞,如四川新繁与安徽毫县的东汉墓中所出之例。这种形状既适合锻造,又有较强的穿透力,遂为后世长期沿用,也最终使铁镞代替了铜镞(图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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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强调使用强弓劲弩。计算弓力的单位是斤(图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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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书》所记盖延、祭彤等猛将所用强弓为“三百斤”,约合75公斤;引满这种弓,要用相当于提起75公斤重物之力。由于张弓是很吃力的,故挽弓是需戴扳指,名韘,将它套在拇指上钩弦。山东巨野和广州的汉墓里均曾出土玉韘,这当然是最讲究的;通常用铜甚至坚木制即可。此外,在食指、中指、无名指可以套以皮革制作的指套,名极,剑《礼仪?大射礼》。

  我国古代轻装骑兵的武器以弓、刀为主。至唐、宋时,骑兵仍使用强弓,引满即射;即唐?王琚《射经?马射总法》所说:“势如追风,目如流电。满开弓,紧放箭。”明代以后的射法理论则主张用软弓长箭,认为如果持硬弓则刚一拉开就发箭,不能很好瞄准,命中率反而降低。所以戚继光在《纪效新书?射法篇》中说:“力胜其弓,必先持满”,“莫患弓软,服当自远。”从而制弓技术的发展方向不再单纯追求挽力强度的增加。《天工开物?弧矢篇》说:“凡造弓视人力强弱为轻重,上力挽一百二十斤。”由于衡制的变动,明代的一百二十斤,折算起来,比汉代的三百斤尚略小。清末大量使用火器后,弓箭遂被淘汰。

  单体弓、合体弓和复合弓于纪元以前的西亚和欧洲均以得到长足发展。但西方的所谓地中海式射法与东方的所谓蒙古式射法不同。前者将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弯过来拉弦张弓,发箭时将镞置于弓弣左侧。后者将右手的食指、中指压在勾弦的拇指上(所以韘也套在拇指上),发箭时将镞置于弓弣右侧(图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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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方式各有所长。然而就整体而言,中世纪之前西方对弓箭的重视程度不如东方。以步兵方阵和骑兵方阵的形式作战的古罗马军团,并不将弓箭作为重要武器。只是到了6—7世纪,在拜占庭和阿拉伯的骑兵当中弓箭才成为致胜的重要手段。到了13—16世纪,英国大弓(有效射程近320米)才在欧洲战场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在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强度更大、射程更远、命中率也更高的射远武器时弩。《吴越春秋》说,“弩生于弓”,“横弓着臂,施机设枢”,乃成为弩。可见先有弓,它和弩臂互相独立,只要尺寸相当,配上弩臂就组合成弩。湖南龙山里耶出土的J1(8层)147号秦简称:“迁陵已计,卅四年(前213年)馀见弩臂百六十九。”“凡出七,今囗月见弩臂百六十二。”这是县武库藏品的清点记录。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记的只是弩臂的件数,发出的也只是弩臂而非整弩。故可推知并不是每张弩上都有固定的弓,二者可以临时搭配;当然这只是早期的情况,后来演进得很成熟的弩则不尽如此。《吴越春秋》说的机、枢都装在臂上。机指弩机,最早出土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是战国早期之物。以后再湖南、江苏、河南、河北及四川等地的战国中晚期墓葬中,不仅发现了很多铜弩机,而且有些弩也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如湖南长沙扫把塘138号墓出土之例:它的弩臂为木质,涂黑褐色漆,长51.8厘米;弩机为铜质,包括望山(与牙相连)、钩心、悬刀等件,用栓(键)把它们组合在弩臂上挖出的槽内;弩弓为竹制,已干缩,复原长度约120—130厘米。同出的箭为竹杆,通长63厘米。使用时,手拉望山,牙即上升,钩心随着被带起,其下齿卡住悬刀的缺口,遂使弩机呈闭锁状态。这样就可以用牙扣住弓弦,将箭置于弩臂面上的矢道内,使箭括顶在两牙之间的弦上。发射时,往后扳动悬刀,牙即下缩,箭乃随弦的回弹而射出(图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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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弩靠射手的臂力张弓,故名擘张弩,射程为80米左右。为了增加弩的弹射力,弩弓做得更强更硬,以致用臂力难以开张。于是将弩竖立在地上,双足踩住弓背,用双手向上拉弦。这种用手足的合力来张弓的弩叫蹶张弩,发明于战国晚期,射程相当擘张弩的2—3倍。

  弩在汉代得到较大发展,于抗击匈奴的战争中,弩是汉军之得力的武器。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名将李广与匈奴作战时,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用大黄弩射杀敌方将领而扭转战局。汉代地方上的郡国还组成以弩手为主的步兵兵团“材官”,其指挥员的官号有的就叫“强弩将军”。汉代不仅广泛使用擘张弩和蹶张弩,还发明了腰引弩。使用腰引弩时,弩手坐在地上,两足向前蹬弓,用系在腰间之带钩子的绳曳弦张弓。由于它以弩手的两腿和腰部的合力为动力,从而可以使用更强的弩弓,射程更远(图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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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弩弓强度的增加,弩机的结构也得到改进。这时,在弩机的外面增设铜郭。它像是一个匣子,将机件组装进去,然后整体嵌入弩臂的凹槽中。这样就使贯连弩机各构件的铜栓,不仅穿在弩臂之槽的木框上,同时也穿进铜郭的孔中,所以能承受更大的张力。其次,汉代弩机在望山上加刻分度。望山用于瞄准,刻出分度后,则可以根据目标的距离调整发射角,提高命中率。另外,汉代弩臂末端增加把手,样式与现代的枪柄很接近。

  汉弩以石作为计算强度的单位,引满一石之弩,需相当于提起一石(约30公斤)重物之力。自汉简中看到,汉弩有一、三、四、五、六、七、八、十石诸种。常用的是四石弩。八石弩即唐?李筌《太白阴经》中说的“八担”,代表强弩。其上还有超强之弩。又据汉简上记载的射程推算,三石弩可及189米,四石弩约为252米。以此类推,十石弩的射程可达600米以上,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很惊人的射远武器了。汉简中还发现过校验弩力的记录,石下面还记有斤数和两数,可见当时对弩的使用和管理非常认真。

  

   弩力增强以后,装箭的速度相应减慢。特别像蹶张、腰引等弩,骑兵在马上均不便使用。即使在步兵中,弩手也要分成“上弩”(装箭)、“进弩”(待发)、“发弩”、(放箭)等三组,在其他士兵掩护下轮番发射(图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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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弩逐渐转用于防守。彀弩持满,居高凭险,以逸待劳,尤足制敌。特别是西汉时发明的床弩,更主要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

  床弩是将一张或几张弓安装在弩床上,用绞动轮轴引绳张弓的大型弩。《六韬?军用篇》中曾提到“绞车连弩”,应即床弩。东汉的《论衡》中也提到“车张”之弩。早期的床弩只装单弓。但《后汉书?陈球传》说,他使用的弩“羽矛为矢”,即用长矛当箭;发射这么大的箭,用的应该是多弓床弩。南北朝时,《宋书?殷孝祖传》中所记“二十五石弩”,弩力约合750公斤,亦非多弓床弩莫属。1960年在南京秦淮河出土的南朝大型铜弩机,长39、宽9.2、高30厘米,复原后弩臂之长当在两米以上,显然也是床弩上用的。床弩在唐代文献中仍称为“绞车弩”或“车弩”。宋代始通称“床弩”(图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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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经总要》所记床弩,装弓二至四张,种类很多。唐代还出现过“八弓弩”(《通鉴?武德四年》)。绞轴张弦的人数,小型的用五至七人;大型的如三弓床弩,又名“八牛弩”,要用七十余人,瞄准和击牙发射都有人专司其事。“箭用木杆铁翎”,号称“一枪三剑箭”。这种弩还可射出“踏蹶箭”,即将好几支箭由低而高成排地射在夯土城墙上,攻城者可手攀足踏露土墙外的半截箭杆登城,犹如顷刻间架起一座云梯。北宋开宝年间(968—975年)魏丕对床弩作了一些改进。《宋史?魏丕传》说:“旧床子弩射上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宋代的一千步约合1536米,在我国冷兵器时代的射远武器中,这是最远的射程记录。据《契丹国志》等书记载,在景德元年(1004年)的澶渊之战中,宋军用床弩射杀辽军主将萧挞览,使辽国不敢轻侮宋人,从而促成宋辽和议,保持了之后百年的和平。

  重型的射远武器有抛石机,又名砲或礮。魏明帝《善哉行》:“发砲若雷。”晋?潘岳《闲居赋》:“礮石雷骇。”砲、礮皆受义于抛。礮又名旝。《说文》:“旝,一曰建大木置石其上,发以机,以搥敌。”它是在大木架上装梢杆,杆的后部系着许多绳索,前端用绳连结着一个盛石弹的皮窝。发射时,由许多人猛曳绳索,石弹就被抛出。约在西汉时成书的《范蠡兵法》,一处说:“飞石重十二斤(2.7公斤),为机发行二百步(约280米)”(《汉书?甘延寿传》张晏注引)。另一处说:“飞石重二十斤(4.5公斤),为机发行三百步(约420米)”(《文选?闲居赋》李善注引)。两处的数字虽有出入,但可以大致看出这种武器在当时的性能。而且抛石机的体量虽大,却仍可以装轮推行。建安五年(200年),曹操攻袁绍时曾动用“霹雳车”,据李贤说:“即今抛车也”(《后汉书?袁绍传》注)。唐?李勣在辽东战场上,也曾“列抛车,飞大石过三百步,所当辄溃”(《新唐书?东夷传》)。它不但有一定的机动性,还可以编成序列。唐?李靖《卫公兵法》中就指出,要将“转关小抛”和“转关大抛”轻重配合。宋代还有一种将砲柱埋进地下,柱顶安转轮,“左右前后皆可运转”(宋?许洞《虎钤经》),可以打到各个方向的“旋风砲”。至元八年(1271年)蒙古军攻打襄阳时,使用了亦思马因造的“回回砲”,“砲石大数尺,坠地陷入三四尺”(宋?郑思肖《心史》)。元末明初徐达攻苏州时,还用过这种砲,但已改称“襄阳砲”了。宋代还发明了泥质砲弹,虽有一定的杀伤力,但落地即碎;不像石弹,敌方或可抛回来还击。火器出现以后,有时仍用抛石机抛掷火药弹。《武经总要》说,凡砲“若燔刍粮积聚及城门、敌棚、头车之类,则上施火毬”。这时管状火器刚刚出现,还不足以立即排斥弹射抛出之法。但随着火炮的改进,及至明末清初抛石器就退出战场了。

  上面说的都是进攻性武器,下面谈谈防护装具。

  在这方面首先碰到的是干,干就是盾。不过细说起来,干是小盾,中盾叫瞂,大盾叫橹。小盾高约60厘米,大盾能遮蔽全身,中盾则介于其间。安阳侯家庄1003号商代大墓中叠压放置了许多盾,是在木框上蒙覆多层织物、皮革,再涂漆并施彩绘。这些商盾略近梯形,高度在68—98厘米之间,底边长度在61.4—77.5厘米之间。在侯家庄1001号商墓中还出土了盾面上的铜饰件——锡,像一枚圆形铜泡,但其盾体已朽失不存。西周墓中仍出铜锡。河南浚县辛村68号墓出土的锡上有铭文:“卫(师)易(锡)”,清楚地表明了它的用途。陕西岐山贺家村4号墓出土的锡作人面形。而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墓所出之锡将人面分解成眉、目、口、鼻等七个部件,镶嵌于盾上时再组合起来。东周时的盾多为弧肩弧腰的凸字形,轮廓像一件小坎肩。湖南长沙五里牌、左家公山,湖北荆门包山等地的楚墓中所出此型漆革盾,髹饰甚美。其盾面微鼓,中间的脊棱名盾瓦。《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射之中盾瓦。”杜预注:“瓦,盾脊。”脊的背面竖嵌木条,其中部屈曲呈高起的桥形,是用手执盾处,名盾握;两端套有铜盾鼻。盾鼻头部折屈若钩,用它向外钩住盾面,可使木条附着得更紧,也使盾体与盾握结合得更牢固(图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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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五里牌406号楚墓中曾出错银的铜盾鼻。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明器铜盾,盾脊之弧度的设计更具匠心,其下部外凸,上部内凹,形成了两个曲面。射来的箭会从曲面上滑落,不致伤及执盾者。西汉盾与战国盾区别不大。山东临淄齐王墓陪葬坑所出者,与长沙楚墓的盾形制基本相同,也都是革盾。马王堆3号墓的遣册中也曾提到“执革盾”,可见西汉多用革盾。临淄盾在黑褐色的漆地子上绘朱色花纹,应即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大墓所出《从器志》中说的“丹画盾”。战国时还有木盾,汉代也有。咸阳杨家湾大墓陪葬坑所出步兵俑拿的盾,有的呈两半扇相拼合再以绳络结之状,应即《释名》所说“以革逢 编版者,谓之木络盾”的那一种。铁盾见于沂南画像石,其中刻出一具饰以兽面之盾,榜题:“铁盾。”此盾较瘦长,其形制为以后的北朝长盾所取法。广州龙生冈4013号墓出土的东汉漆盾呈椭圆形,略残,原物之长径仅40厘米许,与东汉晚期的画像镜上之骑马人物所执者相近。《释名》说:“狭而短者曰孑盾,车上所持者也。孑,小称也。”车上、马上所持之盾应无大殊,故这种小盾即孑盾。在河南唐河,成都曾家包等地所出东汉画像石中,也能看到这种盾。其形制为以后的南朝圆盾所取法。北朝的武士俑常配备饰以兽面的长盾。莫高窟285窟西魏壁画还绘有立盾,盾支在地上,有如掩体,后面的武士仍可持兵器格斗。唐代称盾为“彭排”,仍以革制和木制者为主。宋代则称之为“旁牌”,而且将步兵用的和骑兵用的分得很清楚。《武经总要》说:“步兵牌长可蔽身,内施枪木,倚立于地。骑兵正圆,施于马射,左臂系之,以悍飞矢。”明中叶以后出现了藤牌,为清代所沿用。

  我国古代还有一种将盾与钩复合而成的两用兵器,名钩镶。《墨子?鲁问》说公输般作钩拒,“退者钩之,进者拒之”,此物就是钩镶。河南鹤壁出土的汉代铁钩镶,全长61.5厘米,与小盾的长度相仿。它有上下两钩,钉在中间的盾体上。背面有握,以供把持。河北定县汉代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铁钩镶上且有错金花纹,可见对它的重视。钩镶能兼起钩、推的双重作用。其中部所装小盾可抵御敌刃,而钩则可以钩束敌方武器,以利己刃杀出。所以钩镶常和环首刀配合使用。江苏铜山汉画像石中的格斗场面:使用钩镶者一手将对方的长兵钩住,另一手则挥刀砍去,使他那持戟的对手完全陷于被动的境地(图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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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晋代仍使用钩镶,江苏镇江东晋隆安二年(398年)墓所出画像砖上,还有一手执钩镶,一手执刀的兽首人像。再往后,这种武器就很少见到了。

  在古代战争中披甲比持盾的防护作用当然要周密得多。商代起初用的是皮甲,较原始之整片的皮甲曾在安阳侯家庄1004号墓中出过。由于这种类型的甲穿用不便,后来遂将皮革裁成甲片,在编缀成型。湖南长沙浏城桥等地的春秋墓中出过皮甲片,但均未能复原。目前已复原的最早的皮甲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由身甲、甲裙和甲袖三部分组成。其中甲袖用活动编缀法编成,袖筒可以伸缩。这里出的皮胄也用甲片编成,中有脊梁,下有垂缘护颈。商周是青铜时代,但从未发现商代的铜甲,然而出土了许多商代的铜胄,仅安阳侯家庄1004号墓中就出土了一百四十项以上。皆为范铸,胄钉立铜管,可插缨饰。正面多铸出兽面纹。但也有在胄的两侧铸出两大朵涡旋纹,当中实以龙纹的。龙纹很典型,位置很特殊,似乎有以龙纹作为纹章的意向。除了安阳的商代铜胄外,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也出铜胄,顶部有网纹长脊,胄面光素。此外在内蒙、东北等地也曾发现铜胄,多为东周时东胡族的遗物。西周时不仅有铜胄,也有铜甲。陕西长安普渡村西周墓中出土一袭由四十二片铜甲片编成的甲,复原后呈长方形,仅掩前身,如同两当甲的前片。山东胶县西庵西周马坑中出土的铜甲饰,应是钉缨在皮甲上的,主要起装饰作用。至战国晚期,铁甲在文献和实物中均已出现。《吕氏春秋?贵卒篇》提到“铁甲”。燕下都44号墓出土了用八十九片铁甲片编成的铁兜鍪,现已复原。燕下都13、21、22号遗址还曾出土同类型的散落的铁甲片。为了与皮甲相区别,铁甲也被称作铠。《周礼?司甲》汉?郑玄注:“古用革谓之甲,今用金谓之铠”。

  秦代铁甲的实物未见,只在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发现了众多甲士俑。从形制上看,陶俑所披之甲大都模仿皮甲。由于兵马俑坑中出土的铁器极少,陶俑之甲是否有些系仿自铁甲,很不容易断定。但甲的形制却值得注意。这里的军吏甲仅有前片,用带子在背后交叉缚结。骑士甲前后身相连,后身稍短,均以长方形甲片编成,无披膊。将军甲的前身为一整片,胸部光素,腰以下缀甲片,下摆拖出尖角。后身较短,仅在腰部缀甲片,后背的上部与披膊均未缀甲片。将军甲的防护部位并不特别周到,或与其负责指挥运筹,无须经常冒白刃、冲矢石有关。御者甲的甲身较长,且在颈部增加高起的“盆颔”。左右两肩的披膊向下延伸至腕部,其前还接出由三枚甲片构成的舌形护手。可见驾战车的御者经常处在战场的最前沿。

  汉代的铁甲又名玄甲。《汉书?霍去病传》:“元符六年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阵自长安至茂陵。”咸阳杨家湾西汉大墓陪葬坑所出陶甲士俑,所代表的或即送葬的军阵。除了这种场合外,汉代人也以“玄甲耀日,朱旗绛天”(班固《封燕然山铭》)之类的话,描写军容之威武;可见铁甲是汉代军队最精良的防护装具。整领的汉代铁甲,在临淄齐王墓陪葬坑、广州南越王墓、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墓、洛阳西郊3023号墓、内蒙古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古城窑藏、西安汉城武库遗址等处均曾出土。至于零星甲片,各地出土的亦为数不少。汉代的铁甲片有大有小。大型甲片作圆角长条形,长约25厘米,有类一枚简札,故称甲札;用它编成的甲则叫札甲。小型甲片下缘平直,近匙头形,长度一般不超过3厘米。用它编成的甲,甲片排列紧密,有如鱼鳞,故称鱼鳞甲。编甲时,大致是先横编后纵联。横编时是从中心一片向左、右编缀;纵联时则由上向下。所以铠甲片一般是上排压下排,前片压后片。根据部位的不同,又有两种编法。一般部位是纵横都固定编缀;但在特殊部位,如肩部、腰胯等处,需要活动,则采用活络编缀,即将编甲的绳绦留有可供上下活动的长度,使甲片可上下推移,伸缩自如。总之,甲片的编缀方法是简单而有规律的,这是出于作战的需要。如编缀技法过分复杂,战争中如有损坏,则难以及时修复。汉代披甲的武士的形象,以咸阳杨家湾甲士俑反映得最具体。这里有两种式样的铠甲:一种用甲札编成,有的仅有胸、背两片,叫两当甲(图二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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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为鱼鳞甲,但腰、肩等部位仍用甲札以活络法编缀。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出土的鱼鳞甲,共用甲片2859片。山东临淄齐王墓的鱼鳞甲,共用甲片2244片。札甲的甲片就少得多了,广州南越王墓的札甲,仅用709片。上述始皇陵兵马俑坑中的御者之甲,仅用323片。齐王墓出土的甲上还饰以金银薄片。

  南北朝时马镫已经普及,为重装骑兵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时在鲜卑族统治的中国北部,出现了以配备两桥垂直鞍、硬质箕形障泥,满缀铜铃或摇叶的网状鞦带为特征的一套马具。这套马具虽然有点笨重,但颇雄壮。再为马披上马铠即具装,骑上着两当铠的武士,更有所向披靡的气概。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与刘宋大战,宋军失败,六州残破。《宋书?索虏传》总结这一战役时说:“彼我胜负,一言可蔽,由于走不逐飞。”南朝的步兵当然敌不过鲜卑重装骑兵;而北魏方面的两当铠和具装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亦不应忽视。

  南北朝时还对两当铠加以改进,将胸部的小甲片化零为整,变成两个大整片。由于是整片,闪闪发光,遂称之为“明光甲”。唐代多用这种甲(图二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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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时在胸甲上增加纹饰,将束甲的绦绳也加以美化,肩上有披膊,腰下垂鹘尾、膝裙。鹘尾用于掩裆,膝裙护大腿。下缚吊腿,护小腿。兜鍪一般有翻卷的护耳,颈部有顿项。除胸甲外,其他部分仍以甲片编缀而成。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在唐代的三彩俑和佛教雕塑中,经常可以看到身着华丽的盔甲者,他们在披膊上装吞肩兽头,兜鍪上饰展翅鹏鸟,怪异之处,不一而足。但他们的身分多为“护法神将”、“降魔天王”之类,其装饰物不起防护作用,和唐代军人实战中用的装备不同。

  宋代甲胄与《武经总要》中的图示大体相合。不过宋代军人特别是士兵经常戴笠子。笠子源于唐代的席帽。席帽是用草席做的斗笠,宋代改用布、毡或皮革制作。《东京梦华录》称:“武官皆顶朱漆金装笠子。”四川彭山宋?虞公著墓中的石刻甲士,戴笠式胄,胄下有顿项。身甲较长,双肩覆披膊,围捍腰。当更接近实战的装束(图二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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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剡城出土的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笠式铜胄,正可与彭山石刻相比照。

  辽代的铠甲与唐时区别不大,但他们的圆锥形胄却为前代所不见。元代也用这种胄,它和欧洲中世纪的诺曼式头盔颇相近。元代圆锥形胄上的窄帽檐和长眉庇也带有外来的成分。不过,元代甲士也有戴接近宋式的笠式胄的。

  明代兵勇多戴红笠军帽。也有戴扎巾的。甲多为布面内衬铁片,大体与元代相似。胄基本上是圆锥形的,如常见的“八瓣帽儿盔”(图二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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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的相当高大,顶上有轴管以插翎羽,通体有如尖塔。有些盔上还插小旗。正德年间,“红笠之上缀以靛染天鹅翎以为贵饰,贵者飘三英,次者二英”(《明史?舆服志》)。这对清代在冠上戴花翎的作法产生影响。

  清代的盔在顶部加的装饰更多,插貂尾、獭尾的作法为前代所无。

  最后谈谈火器。

  黑火药是硝石(75%)、硫磺(10%)、木炭(15%)三者之粉末状的混合物。硝石和硫磺本是炼丹术中常用的材料,此二物药性甚猛,炼丹家于是对它们进行“伏火”。就是将硝石、硫磺与炭化的皂角等物在一起加热,如混合物“成油入火不动者,即伏火矣”(《真元妙道要略》)。这个危险的实验一不小心就会引起剧烈的燃烧,最后乃导致火药的发明。此过程完成于7世纪。

  火药被发明出来以后,将火药包用抛石机发射出土,就是原始的火炮。唐哀帝天祐年间(904年),十国中吴的军队围攻豫章(今南昌)时“发机飞火”,烧了龙沙门(见宋?路振《九国志》)。许洞在《虎钤经》中解释说:“飞火者,谓火炮、火箭之类也。”1000年,唐福献所制火箭、火球、火蒺藜给宋朝朝廷。1002年石普制火毬、火箭,宋真宗曾让他当众做了表演。1044年编成的《武经总要》中记载了多种火药兵器。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汴梁,李纲在守城时用霹雳炮击退了敌人。但这些战例用的都是抛火药包的方法。绍兴二年(1132年)李横乱军进犯德安(今湖北安陆),守城的知府陈规“以火砲药造下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条”(宋汤王寿《德安守御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管状火器。但这种“竹竿火枪”只能喷火而不能射出子弹。这时即便是将火药装入容器,也不过是陶瓶之类,爆炸的威力有限。13世纪发明了铁炮弹。宋?赵之《辛巳泣蕲录》记嘉定十四年(1221年)金人攻蕲州(今湖北蕲春)时用的炮弹,作“匏状而口小,用生铁铸成,厚有二寸”。铁壳强度高,壳内气体压力大,爆炸力更强。开庆元年(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又造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燃后子窠发出,如砲声”(《宋史?兵志》)。突火枪能发射子窠,虽然仍是竹筒,但比陈规的竹竿火枪又前进了一大步。北方的金国也在1232年使用过能射铁渣、礠末的“飞火枪”,不过其枪管是纸筒(《金史?蒲察官奴传》)。拿它和突火枪相较,孰优孰劣,很难判断。后来蒙古军队从金人和宋人那里学会了使用和制作火器的技术。1274年元军渡江进攻南宋时,曾使用过一种可以燃放的火炮(《新元史?伯颜传》)又(《张君左传》)。1287年元王朝平定乃颜叛乱时,还使用过火力较强的炮(《元史?李庭传》)。这种炮有可能是一种金属管状火器。在这次战争的战场之一,黑龙江阿城县阿什河边半拉子城出土的形制原始的铜铳,虽无铭文,但有可能就是平定乃颜之战留下的遗物,它的年代当不晚于13世纪末。这一判断虽不能完全确定,但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元至顺三年(1332年)铜盏口铳,却是有明确纪年的文物,它是世界上已确认的最早的一门铜火炮。

  15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的火炮制造技术迅速发展,欧洲火器也传入我国,影响较大的有弗朗机铳、鸟铳及红夷炮。这里说的弗朗机指葡萄牙。1517年葡萄牙商人到广东通商,1521年左右白沙巡检何儒买了他们的铳。弗朗机铳是一种带子铳的后装火铳,子铳填药后放进母铳中发射(图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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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铳由于子铳装药量小,母铳口径不大,威力有限。鸟铳是明代对火绳枪和燧发枪的统称。鸟铳的枪管较长,口径较小,发射圆铅弹,射程较远。并设有准星和照门,可以瞄准后再发射。但发射时要经过装药、捣实、装铅弹、捣实铅弹、开火门盖、下引火药等一系列程序。所以作战时要分组轮流装填举放。鸟铳传入后经我国仿制改进,性能有所提高,成为装备明清军队的主要轻型火器之一。红夷炮于明末引入我国。天启元年、二年(1621—1622年)明朝先后从澳门买了这种大炮,为葡人从在澳门附近搁浅的英舰下拆下的,是英国在16世纪后期生产的大型前装滑膛炮。这种炮口径大、管壁厚、管身长,是当时火力最强的炮。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攻打宁远(今辽宁兴城),被袁崇焕用红夷炮击伤,终于不治。当时明与后金都大力仿造这种炮,并给予各种“将军”的封号。过去的故宫端门和午门之间摆着两尊这种炮,炮上刻的文字和铸的图案已模糊不清。国家博物馆藏有此炮未剥蚀前的旧拓片,文为“天启二年总督两广军门胡题解红夷铁铳二十二门”,证明它们就是最初引进的那批炮的实物。清人讳“夷”,将它改称为“红衣炮”。

  

  

  

  

  古兵探观工作室  孙机  杨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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